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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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
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
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
“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
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
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
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Ｓ．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
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Ｇ．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
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
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
为　８—９％，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相当。此
外，Ｔ．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① 同上书，第　286—301　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　年　2　月），
第　213—22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5　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　1　集，1978
年）。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　２０　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
经济奇迹之后是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
至　１９２８　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又
一次危机。在　１９３５　年，１／４　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爆发
才开始复工。
在　３０　年代，也和　２０　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１　年这段时间内国际
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
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
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１９３１　年英镑贬值和　１９３４　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
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
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
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
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　３０　年代各条
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
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
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
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
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　２０　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
或者是作为　３０　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
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
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
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
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
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
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
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
们的原因之所在。



书目介绍

１　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
—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
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
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
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１９１２　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
载。１９４９　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
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８０　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
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
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
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
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
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
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
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
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
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
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
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　１９５３　年为止，费正清、坂
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６９　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
所评述的　２０００　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
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
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
是，２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
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
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
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
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　１０　和　１１　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
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
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１９７１　年第　３　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
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
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①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
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
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　６００　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
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６．１（１９８０—年　１０　月），第　１８—１９　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
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
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３　卷，
此书极其强调　２０　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　１０００　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
门书，是　１９５０　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
１８９８—１９３７　年》，修订重印，１９６１　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
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２０
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
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１９３３　年）和《中华民国
新地图》（１９３４　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　２０　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
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
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１９１２—１９２５　年，在他死后于　１９７９　年出
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
目，对此前　３０　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
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１９３１　年出版；１９４７　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１９５６　年出邓嗣禹和
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１８４０—１９２８　年》。“三十年历史”这
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２　卷；
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
的《现代中国军事史，１９２４—１９４９　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
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
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
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　５３６　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
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