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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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
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
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　１　和第　４　两个军的牺牲
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
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　2187—2212　页，有关文献见
2212—2220　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
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　172—178　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　575—596　页；《北
伐简史》，第　91—98　页；乔丹：《北伐》，第　93—96　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
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　55　页，根据　1926　年的中国邮
政局的估计数。



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
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
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
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
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
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
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
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
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
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
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
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　４００　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
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
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
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
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
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
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１９２２　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
时积极活动，结果在　１９２３　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１９２４　年他参加
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广州举行的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
被第　８　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
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
执行罢工。９　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１２　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
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
批准的罢工。２７　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　１９２７　年春季，省
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　４０　万，其中　９　万人是产业工人。①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　125　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　124—
169　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　242—243、247　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
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43、44　和　49　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
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
《革命文献》，13，第　1991—1992、2163—2164　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93—
297　页（1926　年　9　月　14　日）和第　298—301　页（1926　年　11　月　4　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　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
第　21—27　页。在乔丹：《北伐》第　75—79　和　241—246　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
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　年　4　月），第　188—189　页，以及他
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64—270　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
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16—374　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



９　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
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
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
收党员。到　１２　月底，它已经吸收了　３１　０００　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
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　９　月　１１　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
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
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９　月　１４　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
北总工会，它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正式成立。快到　１１　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
出了武汉三镇的　７３　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　８２０００　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　６
个工会（会员有　１１０００　名）。１１　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１１　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
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
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
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
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
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１１　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　１１
月　１９　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
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
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
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
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
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　１２　月　１１　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
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
和江西只有　１６１　个协会和　４３４２３　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　１９２６　年年底，共产
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　９１　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
农民就超过了　１５０　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
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
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


工人运动》，第　322　页。
① 同上书，第　321—322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532—550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
2，第　597—601　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　612—622　页。美国国务院　893。504/40，汉口
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　年　12　月　28　日，第　15　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
1928　年》，第　984　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400—404　页，全面地论
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17—18　页关于　1926　年　6　月　3　日的数字；
第　257—262　页关于湖南　11　月份的数字；第　395　页关于　12　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　4　万多名
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　267　页。



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　６５　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１０
月初期，另外　８５　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
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
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
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
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
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
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
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
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
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
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
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
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
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
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　１１　月，据报道湖南省有　６８６７
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　１２６７０００　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　４６２　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