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第一仗:长城抗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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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迫使守军后撤６00米，守军也有３000多将士伤亡。古北口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担任阻击任务的第17军3个师交替上阵，浴血奋战，坚守两个月，到5月中旬，终因伤亡过重，撤出战斗。
签订《塘沽协定》
在塘沽举行的华北停战会议。中方代表自右到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
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5月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徐燕谋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而导致失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不愿战，又不能不战；想和又不能和，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日本侵略者由于在长城沿线受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国内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和国际环境都还不成熟，继续执行“以战促变”、“武力逼和”的方针，以图达到“屈服华北当局”，“促使华中华南分裂”的目的。因此，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 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去的参谋徐燕谋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巩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对此狈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l日通令各部队：
一、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
二、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
三、对敌飞机停止射击。
显然，“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
5月30日，北平军分会派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在塘沽谈判停战条件。5月31日上午11时 10分签字，产生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再越过该线，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本军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越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力。
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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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第一枪（1）
山海关
“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
榆关，明朝徐达建关时，就称山海关，是以往对山海关的别称。山海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2年11～12月，日本关东军就积极调动兵力，在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8师团开抵锦州。同时，旅顺日本津田第2舰队，又派驱逐舰10余艘分驻山海关、秦皇岛的海域。到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今青龙）区域。辖区内除何柱国第9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20旅、骑兵第3旅和炮兵第7旅的1个营，工兵第7营也由何柱国指挥。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
正当敌我双方积极部署，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日本突然发动了炮击山海关的事件，遂成为“榆关事变”的序幕。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8师团1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炮声隆隆全城惊骇。9日早晨6点，日机两架在关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日本海军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晚7时许，3000名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10日晨，日军仍在山海关北面东罗城外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诬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恶人先告状，日本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竟提出3项无理要求：
1。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
2。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3。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予以保护。
日军炮击山海关暂告平息后，山海关驻军将领何柱国赶往北平汇报，中国军队也作好部署：商震的第32军开往滦河（后转冷口），第29军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军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何柱国（已任第57军军长）部则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之线。第9旅所属第627团驻山海关城西5公里的红瓦店、七星寨一带，625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驻山海关城和北翼城的守军只有626团1个团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等阵地。
何柱国
何柱国1898年出生于广西容县，幼年丧父，依靠伯母抚养长大。自小何柱国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上学，1914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不久，就被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12期骑兵科学习。
虽为东北军的重要将领，其最高职务曾达国民党陆军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但他却并非东北籍军人。他是凭着高超的军人素养和智勇的作战指挥，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和广大官兵的拥戴的。
1919年5月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先后在驻华北部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服务，但后来，他却坚决奔向了东北军，以至西北军冯玉祥部给他以更高的职务和官衔，他也不为所动。要问他为什么？原来他投东北军有三个明确的目的：第一，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是骑兵，认为到满蒙大地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他最后终于担任了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第一个骑兵军军长）；第二，他脑子里的假想敌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了国防抗日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能有带兵的机会，好亲自指挥部队作战。当时一般军阀都喜欢叫行武出身的人带兵，对学生出身的人，只能作参谋教官之类的角色。独在东北军，有很多学生出身的人却直接带了兵。这一点也深深吸引了何柱国。在以后的直奉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使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颇为赞赏。
日本侵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3000余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军舰2艘。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终于在1933年1月1日发动了侵榆战争。
长城抗战第一枪（2）
山海关
1月1日下午2点，日本驻榆关守备队队长落合，通知留榆日侨在5小时内全部撤入南海日本兵营“避难”。晚10点40分，南关车站附近忽有爆炸声数响，继而南海日本兵营向城内发射重炮弹5发。11点50分，日军向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鸣枪示威，并指挥伪满便衣队企图进占山海关城，当即被中国哨兵击退。12点，日军向我守军提出4个条件：
1。南关归日军警戒；
2。南关中国驻军撤退城内；
3。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4。撤退城墙上的中国军队。
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拒绝后，又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我驻榆旅部知大战之不可避免，守军626团团长石世安，受命积极作应战布置。
何柱国闻变后，星夜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十分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