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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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所以，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样理所当然！
好高明的外交！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却引起大家一致的反对。
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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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厚厚的云层密布。防空洞里的水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上午一切都很平静。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正在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方向飞来。我们都躲在防空洞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同时，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原来是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出去看。一架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有两名机组人员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20秒后，除了一架傲慢的轰炸机的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都归于平静。
城内谣传，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没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下过8天雨，现在到处都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呆上3天。这太恐怖了！还有一些谣言说，中日已经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于别人讲给我听的这些，我只是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给我寄来一封信，我今天才收到。他还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现在打电报我们也要节约呀！
11月12日
又开始下雨了，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日机又要开始轰炸了。因为昨天证实了不是击落一架轰炸机，而是两架（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如果天气好的话。
今天一大早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我断然拒绝。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后来，他们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主动放弃了扣头，只花了5元钱，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所以我只好和下属们言归于好了。这是一个兆头，这意味着这一天会发生一连串事情。接着，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所以我现在得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好吧。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这倒是一桩好事！
后来，又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到了他的下榻宾馆。到了那儿之后，我们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好话（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而是他的一位侍从或者副官。我的脸色不禁有点不好看，这时那位真正的司令才露面。唉——，今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真的是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那位要修缝纫机的太太又一次打来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我只好说：“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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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但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这一天是很好的航空气候，但是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
11月5日的信件和 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中国邮局毫不屈服！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很可能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没有轰炸。韩（湘琳）先生说：“日机不喜欢星期天来。”其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也许是他们要休息。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很懒，他每天写日记时，都会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可是每到星期天，他都会写道：“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今天是星期天，休假！”
现在，上海的中国人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中国的形势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得了第一个水栅，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我这个汉堡人对于舰上的大炮，心里也充满了恐惧。
今天早上，里贝本来想去汉口，却没有走成。因为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哈哈，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的天空里仿佛在酝酿什么，我预感到今天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接着，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我答应下来了，但其实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还是会尽力办。但是在交通部里，我却被拒绝了。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因为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都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地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军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军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收听上海电台的新闻的时候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请他喝茶。在那儿我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他们告诉我说：“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而“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否则，就只能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啦，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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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袭。但是我却一样心情不好。仿佛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南京很沉闷。
下雨的时候，佣人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因此挨了骂。总是这样，如果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了一个门闩。这些人，要么就像做了催眠术，要么就像蛇笼里的老鼠。
渐渐的，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但是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说不定路上说几句好话，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但他们可以离开南京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妇女们必须在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因为中国人有可能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那么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能开往汉口，而要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在考虑是否要在这里坚持到底。但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