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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

随想录-巴金-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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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怀念胡风(5)   
  八月二十日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1)   
  ——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做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枝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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