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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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做“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止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遵命文学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 ① 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一月二十四日
长官意志（1）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说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对于写作之道和文学原理等等，我是说不清楚的。最近有几位法国汉学家到我家里做客，闲谈起来，一位年轻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问我倘使写成它将是一部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回答说我写小说连提纲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小说属于什么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讲话。作为“写家”，我讲不出什么。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有发言权，对自己的作品也好，对别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对写作的事情，对具体的作品，我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时候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它们和评论家甚至“长官”的高见不同，我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两年有一两位过去在《上海文学》或《收获》做过编辑的朋友对我说，张春桥在上海“做官”的时候，对他们骂过我。我又想起在批斗我的会上有人“揭发”刊物编辑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张春桥的责备。当时张春桥是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好人”，他骂了我就说明我是“反动派”，是“坏人”。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们照办。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来潮，说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人”。出版社不出书，却出人，那么学校干什么呢？可是徐某某是“长官”，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新的提法”。本来是胡说，一下子就变成了“发展”。“三突出”、“三陪衬”等等的“三字经”不也是这一类的胡说吗？想想看，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发明了种种的创作方法来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种种障碍，除了使自己“行路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又如张春桥过去大吹“写十三年” ① 的“高见”，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他在上海的时候，你要反对“大写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实谁也知道这种“高见”并不高明，也无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还记得还有一位主张“写十三年”的“长官”，有人请他看话剧，他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两三个月。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这并不是笑话。上面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见的。虽然请看戏的人和被请看戏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但那位只看“写十三年”的人因为是“长官”，人死了，余威犹在，还可以吓唬一些人。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所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成为“大理论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权威”。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张、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两根大棒。难道这和“既保险、又省事”的人生哲学就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