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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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 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 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 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画出中共的真相”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8页。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用时达九小时。在报告的结尾，瞿秋白说： “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张国焘早就对瞿秋白的报告一肚子意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地说： “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瞿秋白却耐心地说： “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
从6月21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讨论中作了长篇发言，就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过去的教训，“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党的政策，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另一方面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他还认为，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能与革命情绪混为一谈，目前没有广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形势。
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他指出： 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过每一个领导群众争斗或动员群众的机会，以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并进行不断摧毁敌人实力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才能形成强固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肃清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只有这样，党才能应付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和实现在此高潮中组织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他在发言中，有时不是客观地分析以前党所犯的错误，而是夹杂着个人泄私愤的情绪，尤其是对瞿秋白多所指责。如，当他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时说： “自当初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对于这种政策的观念，都是模糊的，有许多不自觉的‘左’倾或右倾的倾向。现在秋白同志分析起来，说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左’倾和右倾，好像机会主义推进的两个轮子，都是机会主义的根源。大家同志或许不太明了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 当时张国焘同志是代表‘左’倾的观念，陈独秀同志是代表右倾的观念，这都是机会主义。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当时和独秀同志的见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说别人脑袋里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轮子，那末，他自己脑袋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轮子。”
同时，张国焘在发言中也试图澄清一些与他自己有关的历史事实。例如，他针对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给他的处分中说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和他“假传圣旨”一事说： 在武汉讨论南昌暴动时，曾有加伦、罗明纳兹、恩来和我到会。讨论时我曾提出了湖南的意见。加伦说： 还是到广东东江好，有两个理由： 1。东江方面军事空虚；2。那里农民颇有势力。当时我就说： 若说到农民势力，湖南农民势力并不差，而且尚未冷却，往广东如何与两湖秋收暴动相联系呢？所以后来中央说： 南昌暴动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于南昌暴动如何发动、用什么政纲、政权组织的形式如何，是没有讨论的，更没有决议。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纳兹说： 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说，南昌暴动若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叫我们同志退出军队，送他们到农村中去。加伦报告说： 他早上会见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就是他的军队不再东进，停留在南浔路一带，逐渐向广东进发。因此，加伦主张我们同张发奎一同到广州，到广州后再行与张发奎分化。同张发奎到广州有二利： 1。军力较大，可以击破敌人军队，实际到达广州； 2。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再在广州分化，我们可以多分他张发奎一部分军队。因此，他的结论是，到广州后再和张发奎分化。他们两人说完话后，大家都没有发言，罗明纳兹也没有表示不赞成加伦的意见，他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当时不肯去，后来秋白、维汉说这件事关系重要，还是你去一趟吧，我就是奉这个使命去南昌的
当时张国焘的意见是： 将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联系起来，就是决定南昌起义后发兵湖南；或者把南昌暴动推迟，等与张发奎共同到广州后再举行。至于后一种意见是否可行，张国焘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南昌暴动后，张发奎并未对教导团采取清洗措施，使其一直保存到广州，并成为广州暴动中的支柱。
张国焘发言的过程中，有人问他去南昌的任务是否是传达送信，张国焘断然回答说： “我去南昌当然不是专去送信，是去参加讨论是否在南昌暴动的，岂有中央委员专去送信的道理。”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
张国焘参加了政治、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军事、农民土地、南昌暴动等七个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指责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两人的争论有时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他们两人的争论影响了其他代表的情绪，以致大家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冷静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周恩来后来曾这样描述说： “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为了使张国焘与瞿秋白都能冷静地对待对方的意见，布哈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得不威胁说： “就是你们在中共六大上批评过张国焘的
布哈林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出面进行调解。他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他与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则表示： 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问： 这种合作是否带有勉强的性质？张国焘便指着桌上的一个瓷茶杯说： “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说： “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张国焘认为米夫的话含有强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1页。
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对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法，不再向中国派代表（事实上后来还是派了），而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布哈林特意提出瞿秋白、张国焘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经讨论后，同意布哈林的提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五人组成： 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28年底，陆定一成为中国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