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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3部分

小说: 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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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获得了双重的收益,因为水银被用于白银的精炼生产。由于1815年前就参与了贵金属的经纪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铸币领域。

    铁路融资是最有意思的新的业务线。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或多或少都起着一定作用,有的是直接融资建设(比如俄国和比利时),有的是进行补贴(比如在法国和一些日耳曼小国)。这就意味着为铁路公司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与发行政府债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除了铁路股票的波动区间要比政府债券大很多。起初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想扮演单纯的融资角色。但从铁路公司成立到铁路线真正运营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深陷其中,更不用说股票红利的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列昂内尔的兄弟安东尼和纳特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料理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国铁路的投资上。这是第三代不喜欢风险的一个明显的证据,纳特严厉批评了詹姆斯对像北方和隆巴德这样的铁路线的“挚爱”,当事故不断发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发生的事故)时,纳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降临了。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说是对的:在整个19世纪期间,对大陆铁路的投资收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发展速度超过英国银行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着手准备修建高盈利的泛欧洲大陆铁路网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纳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与国债的经营管理不同,铁路的营运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直接而且切实的影响。因此,由于参与到铁路的建设管理事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并受到了空前的批评。那些激进的(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作家开始用一种全新而且耸人听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人民大众的剥削者,通过增加纳税人和普通乘客的负担来获取资本收益和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也曾经受到过口诛笔伐,但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支持###和(被商业对手批评为)过激的商业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对富人的仇视与对犹太人的仇视被搅和在一起: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互相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这种思潮运动完美的靶子。

    伴随着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辩论,19世纪40年代中期萧条的经济情况预示着政治动荡即将来临。与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发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脚步正在逼近。对这些情况,罗斯柴尔德家族并非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低估了危机的程度。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这种情况从短期看,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无法抵御这种机会的诱惑。萨洛蒙和詹姆斯两人在起义爆发前的前夜都承销了大量的贷款。随着革命从巴黎向东一直延伸,萨洛蒙的工业和铁路债券以及股票已经不可能再销售,他对奥地利政府的合同业务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通过与这些新的在财政方面还比较稚嫩的政府进行谈判,对最新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来熬过这场风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9)

    借助于其跨越多国的结构、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巨变中独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数字的损失后,他们相应的地位却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强。然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绝非巧合)和政治重新归于稳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革命所带来的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义对成立合股和有限责任企业这种观点的阻碍。一旦成立公司变得容易,进入金融领域的新竞争者的数量就会增加。佩雷尔兄弟开始时以铁路狂热分子的面目示人,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构想,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投靠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独立出来,将无数的小投资者结合起来筹集到了“地产信贷银行”(CreditMobilier)的资本金。与这个以佩雷尔家族为标志的挑战相关的是政府财政与债券市场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通过公众认购方式销售债券的尝试,这种方式不再使用银行作为中介,或者说是银行不再全部包销,而只是以认购人的方式出现。最起码来说,政府开始利用私营及合股银行间不断增加的竞争来压低手续费。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债券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电报的普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掌控,终结了他们的信使能带给他们在竞争中领先别人一步的市场敏感信息的时代。

    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5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

    (1849~1858年)

    我5点睡着,但6点就醒来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在贪婪地吮吸我的鲜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疯狂欢呼声回荡在整个上议院的上空我们没有道理遭受到如此大的憎恨。

    ——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1849年5月

    尽管他们设法控制住了金融领域的风暴,但1848年还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不过原因与经济和政治都没有关系。在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的结构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翻阅他们的往来信函时,人们很容易会忽视掉老梅耶当时仍然健在的4个儿子其实都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事实。在1850年的时候,阿姆斯洛77岁,萨洛蒙76岁,卡尔62岁,而且身体状况都不好。只有詹姆斯还处于精力充沛的56岁年龄段。

    从另一个方面说,长寿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尽管他们的父亲在68岁时去世,但他们出生于1753年的母亲,亲身经历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他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德国的新国王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古特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40年代时成为很多幽默的代名词,比如《时代》的一篇报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自法兰克福,现在很快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在她上周身体略感不适接受过治疗后,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医生指出给她开的药没有什么效果。“夫人,我还能怎么做呢?”医生说,“很遗憾我不能让您返老还童。”“你错了,医生,”这位诙谐的女士反驳道,“我并没有要求您让我返老还童,我所希望的是长命百岁。”

    关于这个故事的漫画很多,其中一幅名为《老奶奶的99岁生日》,画面上是詹姆斯对来祝寿的众人说:“先生们,等她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给国家捐赠10万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译者注,一点小钱,聊表心意。”画的背景处是古特尔(见图11)。同样的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名医生保证她“活到一百岁”。“你在说什么呢?”她很坚决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上帝让我活过了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叫我去!”

    图11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她拒绝搬离位于过去犹太老街的那所“绿色盾牌”老宅的固执,也引发了与她同时代人的很多遐想,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某些犹太戒律联系在一起。路德维希·伯尔内早在1827年就为此替她谱写了颂歌:“看,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狭小的旧屋她无欲无求,尽管广大的帝国由她的儿孙们掌管,留给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犹太老街的这所小屋。”当查尔斯·格雷威尔16年后到访法兰克福时,他惊奇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现在“昏暗、破旧的楼里(这座楼)一点都不比”这条“犹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在这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这所破旧的老房子前面,站着一位身披绿色丝巾的精干的老太太,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仆守在门边。现在,门是打开的,只见这位老太太正从昏暗、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搀扶她的是她的孙女查尔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马车正等在街头。两名男仆和一些女仆负责帮助老太太坐进马车,很多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聚集在对面看着她坐进去的这一幕。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让人迷惑和震惊的反差:这些女士,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她们身上的服装以及车上的配饰,甚至包括仆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老人坚持不愿搬离的这条街道是如此破败。按照格雷威尔的说法,古特尔经常有这样的出行,而且“长期坚持不懈地去看歌剧或者其他演出”。很显然,他并不像伯尔内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清心寡欲。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尔在她还健在的儿子们的守护之下,最终还是去世了,享年96岁。

    这只是这个家族的辞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洛的妻子埃娃辞世。在1850年,内森的寡妻汉娜走了,与此同时,她的孙子——纳特的二儿子——梅耶·阿尔伯特也走了,这件事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受打击。卡尔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卒于1853年,一年后,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也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对第二代那些年迈的家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容易预见的。梅耶·卡尔注意到他母亲的去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阿姆斯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后来熬过了多少悲惨的时光阿姆斯洛叔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惧的第一波悲恸过后,感觉上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全家人集中到法兰克福为古特尔举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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