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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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一手着实厉害，马歇尔这位五星上将确实被蒋介石触动了神经。这位具有强烈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一直着眼于取得对苏联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赶回苏联本土去。蒋介石的话使马歇尔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判断：他遇到了在德国与苏联打交道时相同的情况。马歇尔对苏联人印象一直很坏，现在他对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更加疑神疑鬼了。
当然，蒋介石并非有意让马歇尔难受，而是要马氏为他出力。
自第一次蒋马会面后，蒋介石即调整了策略，既然武力一时吃不掉中共，那不妨与之再和谈下去，一面进行内战准备。通过继续谈判能达到溶共目的，自然是上策，谈判不成功或破裂，那在军事上争取时间也未必是坏事；更何况可将马歇尔调处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共身上，争取更多的美援，打更大的内战，这也不是很好吗？总之，共产党休想重演历史——像几年前那样绝处逢生。
36．再度开始的和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和谈是极为关注的。赫尔利辞职，马歇尔接踵而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共谈判前途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呢？主持谈判工作的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些问题，为谈判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目前国际的中心是苏美之争，其特色是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仍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即是明证。尽管马氏来华后，美国政策扶蒋压共的基本点不会改变，但方法却有可能改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争取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他估计到：在国共重开谈判后，如强调民主的统一，美国有可能同意，而蒋介石不会接受；反之，蒋介石想以邀请几个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算作民主、美国也能同意，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接受。所以他提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这场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应争取的对美政策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持抵抗。”
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还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认为“目前世界的中立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2月9 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中说：”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立即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与此同时，延安方面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中共即将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还认为，从个人历史修养和气质上来看，马歇尔将军又属于美国政府内部中存在的比较开明的一派，如果这一派的意见占上风，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鲁门声明，加上国民党在国内外反对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一定妥协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共中央表示欢迎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就在12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人选，批准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方针和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响应杜鲁门声明，“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说明中共“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 月2 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 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新华时报）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 ／5 ，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冶园会面。
这次会晤，重要的一点是马歇尔只希望中共接受他这位美国调解人地位，从而为他调处取得立足点。
在会见中，马歇尔介绍了他来华的使命及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美国介人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调处。他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庞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因为中国只要有两支军队，就意味着有两个政府即两个国家。他表示希望随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当前他设法了解情况的时期。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没有忘记大谈美国的民主传统。周恩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主张，表示可以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但明确界定了中共能够与美国合作的范围。他说，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中共同意其“主要论点”，因为它与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用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共主张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并着手筹备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中国走人“宪政的国家”。他强调，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的军队也是“一党的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中共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中国现在是没有宪法的。他认为，目前可以先通过政协会议产生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改革一切”，并使全国的军队在此政权下统一起来，这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属国民党，亦不属共产党。同时，他还表示：“这政府当然仍以蒋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仍将在政府中居第一大党。”在会见中，周恩来紧紧抓住杜鲁门声明中有利于中共的论点充分发挥，使马歇尔看来，中共的主张至少在形式上与其最初的设想有不少共同之处，这对争取马歇尔在此后的调处中采取较为公正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送走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