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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晚清七十年-第38部分

小说: 晚清七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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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是一位土塾师,他那几首旧诗词,什么「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够通顺了,而洪塾师还远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泽东夫妇之间。毛夫人有诗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和洪天王的「暂且偷闲跃在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他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二十五岁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再度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一个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资事业。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合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两度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发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 「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的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项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个文盲。据说他那部《可兰经》,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过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颇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来岁的富孀夫人,一口气笔录下来的——信不信由你。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凯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型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伏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藉辞笞剳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闹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领(《见洪仁允觥罚G宸降淖柿弦灿屑窃厮怠肝ぃú裕┢薏∥#揭┴栊В槟嬷沃⒂沟墓适拢胛丫邮恐对量芷鹗录褪怠罚�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管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它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佚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哪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生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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