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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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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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我陪她一道去了，由于我担心她一个人买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买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个窗口买票。售票处开始卖票前，外边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长队，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国人的队伍则更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陈小姐排在大约第20位。当售票处终于开始卖票时，中国人的队伍仍然静止不动，必须让日本人先买，还有一名日本军官在旁边监督，这名军官不停地把中国人往后推。眼看着中国人根本没有买票的机会，我慢慢走到那个军官面前，微笑地问他会不会说汉语，他说他会一些。我便问他是否能看懂墙上的大幅标语“日中合作”，他说能看懂。我告诉他这种售票方式是无法带来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称之为合作。他微笑着承认的确如此。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或许有些惭愧，因为，我看到他让日本人的队伍停了下来，允许大约20名中国人买了票，陈小姐几乎是最后一个才买到票。
在车站等车时，我看到大约500名伤兵被运上火车，大部分伤兵可以自己行走，但也有大约3卡车的伤兵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的，还有30多个日本女人在安慰他们，其中一些女人还想去抬担架。车站里和公共汽车上的平民越来越多了。
回去时，天气很冷，我打算乘公共汽车回去。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司机是位中国人，他说，这是日本人经营的汽车，他还对我解释说：“没有法子。”因为他要养活一家老小。当我表示，我宁愿坐黄包车，帮助那些拉黄包车的可怜的穷人时，那位女售票员（也是中国人）很客气地把钱退给了我。
在下关，拆毁房屋、清理断壁残垣的工作仍在继续着。南京的一切都显示出这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中午，沃德主教与我们一起吃了中国餐，有程夫人、布兰奇、哈丽雅特、林弥励、大王和金陵大学的陈教授及陈夫人。我们不断地问他西部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同事在那里的状况。
下午4时。我和其他仍留在南京的建筑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如何把山坡上尚未完工的房屋地下室里的积水排出去的问题。米尔斯和我是该委员会留在南京的仅有的两名成员，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自上次我为混合委员会准备材料以来，似乎已经过了许多年，而实际上距上次开会也只有一年差一周的时间。
11月23日，星期三天气依然晴朗而温暖。我觉得很暖和，或许这是因为我又加了两件羊毛衫和几件毛绒衫，以适应天气变化的缘故。
一整天都用来抄写九、十月份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写了与此相关的信件。下午5时，我拿了8封信交给贝茨，他和他夫人莉莲斯明天要去上海，贝茨将于星期天同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代表团一起去印度。
早上，洛伊丝·艾丽（LoisEly）来找我，她是昨天来的，暂时和格蕾斯·鲍尔住在一起，但是，她不知道以后将住在哪里。在南京，能得到像她这样有能力的人真是太好了，至少有3个地方需要她。
哈斯克尔（Haskell）夫人从芜湖写来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的情况与南京当然是大不相同，居民已经四处逃散，城里荒无人烟，许多人家都把门窗用砖头堵死，一些没有被彻底拆毁的房屋也已经被破坏，并且还在继续被破坏：框架结构、地板、门窗等都被拆毁了。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他们已决定住在城里而不是到学校来，这让我很高兴。
我们学校内的小山谷看起来很平静，校园内似乎也一切正常，只是没有学生，也没有教师。
但是，中山路上却大不一样，各式车辆川流不息，有军用卡车、土黄色的军用轿车以及越来越多的新款轿车。这些新款轿车是属于新政府的官员的。人们对这些官员深感“怜悯”，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为了帮助一位图书管理员——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一位管理员的叔叔，我们让他每天工作2小时，每月付给他高达15美元的工资。他曾经给上海的一位朋友写信，询问关于订购杂志的事，结果得知几乎所有的中文杂志都停止出版了，能出版的也都要经过伪装才能进入日军占领区。《密勒氏评论》为了进入日占区不得不经常改头换面，但是，我所订阅的《字林西报》可以很容易买到，而且每期都有。
11月24日，星期四今天是感恩节。
早上先花了1小时30分清理南画室，准备做礼拜。这个画室的北半边被隔成一个小礼堂，南边则搬走了椅子，摆上了菊花，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厅。
斯迈思先生、福斯特和卡尼神父坐在主席台上，我很喜欢主持人的讲话，因为，与以往的讲话相比，这一讲话视野更开阔、更深刻。卡尼神父的讲话非常精彩。大约有54位听众，除了美国人外，还有8位中国人、2位德国人和1位俄国人。
我们教会的9位成年人在南门附近的吉什夫人家里共度感恩节。大约有10位卫理公会的教友在南山公寓、16位长老会教友和来宾在米尔斯家庆祝了这一节日。大使馆的官员们在使馆度过了这一天。
我是骑自行车去南门的，街上逐渐出现了商店，大多是在废墟中残存的旧店铺，人们又勇敢地重新开始生活了。
下午5时。我去大使馆参加招待会，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聚会。食物很简单，但数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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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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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友情是显而易见的。
忘了告诉你了，两天前，王保林的十弟来到我的办公室。这家人曾进行了一次艰辛而又漫长的旅行，似乎他说过，他们途经了12个城市，先是去了合肥以南的三河镇，然后去了汉口、长沙、广东，最后到了上海。他们的钱几乎花完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城市都要滞留一段时间，所以开销很大。王保林现在住在上海的伦敦教会医院，他病得很厉害。他弟弟说，在长沙南部的一个火车站，他们差点被炸死。现在在上海，他们每天要付8美元租住两间旅馆的房子。
11月25日，星期五今天没有什么新闻。
最近几天几乎听不到飞机的声音，可能日本人在更西边的地方新建了机场。
报纸上全是日本对美国10月6日外交函件的答复以及对德国反犹太运动的评论。我不知道，像拉贝先生这样有深刻思想的德国人是怎么想的。罗森博士在柏林正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呢？狂热的战争狂正统治着德国，世界各国还要对此忍受多久呢？天气很冷，但好在还有太阳。似乎煤马上就可以运来了，由于没有卡车，这些煤已经在下关堆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们砍了许多多余的树，然后锯成柴火。在实验学校的宿舍，我们要烧柴火取暖。你们还记得教工花园池塘边的柳树吗？这些树已被移植到新住宅区了。现在，我们不得不砍掉这些柳树，因为，已经有人开始偷砍这些树木了。
明德学校的教师和部分学生今天来参观我们学校的编织课，我们可以从彼此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11月26日，星期六今天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
经过数周的等待之后，煤终于运来了，但令我们难过的是，煤的质量并不好，能不能烧还是个问题。
上午，我收集数据，以便答复来信询问学生成绩的人。查找记录可能会花费数小时的时间。
程夫人几乎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来清理学生箱子里的物品，然后分别寄出。
中午，哈丽雅特、凯瑟琳和我邀请了莫兰德夫妇、皮克林（Pickering）先生和麦克丹尼尔斯先生吃午饭，然后带他们到四处参观了一下。
下午3时～4时30分，大王和我一起检查了教室的清扫工作，这项工作是由30名勤工俭学的人干的。
3时～5时，在我们的田径场上进行了一场社区棒球赛。大家都显示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团结合作精神。
5时～6时，在福斯特家喝茶。
6时～6时30分，准备圣诞赞美歌。
7时～8时30分，凯瑟琳和我招待了学生们，并和她们一起做游戏。
11月27日，星期天今天没有什么太有意义的事。天气依然晴朗、可爱，但仍然很冷。我还没有烧炉子，但仍然感到很暖和，因为，我又穿了两套羊毛内衣。
吃完早饭后，我立即去贝茨家找那几封重要的信，他曾答应为我们把这些信捎给正在印度的吴博士。我在餐厅找到了这些信，要是早知道贝茨会忘事的话，我肯定会坚持让莉莲斯把信放到他的皮箱里。现在只好通过航空邮政寄往上海了，希望吴博士能在离开印度前收到这些信。
今晚，我向实验班的学生讲了话。各班的学生轮流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但今晚我召集了这次会议，因为，我有话要对他们讲。
今天，我收到来自中国西部的信。吴博士11月10日的信令我们很兴奋，那时她已经决定去印度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还收到了伊娃的一封信，我经常希望能在那里帮助她们。
11月28日，星期一今天报纸上的消息令我难过。很明显，由于指挥官临阵脱逃，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正惨遭杀戮。
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每天都有新的来信，却总没有时间及时回信。寄给你们一份我给全国基督教委员会写的文章。麦克丹尼尔斯明天将把这篇文章带到上海去，通过那里的法国邮局寄出，据说，这样文章被检查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今天收到姜静荷（音译）的来信，她已经康复了，这简直是个奇迹。看来没有人闯进她在徐州附近农村的住处，至少她说她没有被骚扰过。
订购了圣诞日历和圣诞礼物。今天，一次又一次地被其他事情所打扰，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值得我花时间去处理。
《字林西报》比平时晚到了一天；电话仍然不通；街上傀儡政府的汽车越来越多。
现在，每天去上海的航空邮政已经开通了。向北的邮政服务至少已经通到了徐州。
11月29日，星期二我们似乎总是无法解决煤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成功地从芜湖运来了煤，也总算把煤点着了，但火势不旺，无法用来取暖。程夫人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煤，因为她嫌煤质不好，无法用来烧水以供300人饮用和漱洗。她已试过了各种方法，但无一奏效。今天下午在麦卡伦家，他们试着在小取暖炉里烧这些煤，炉子里的声音就像机关枪的射击声。今晚，我建议实验学校宿舍的工人把油浇在煤上烧。
今天早上，两个日本人拿着新版的中国地图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坚持要我们学校买5张这种地图。他们给我看了一个登记本，上面记着那些买了5张或10张甚至更多地图的人的名字。
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个人愿意买一张，再为实验班买一张。他们当然很失望。这是一种新的勒索，这只是第一次而已，以后还将会有很多次。每张地图要价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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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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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会议。用于在南京开办诊所的基金已经用完了，我们打算在天主教教会里再开设一个诊所。南京现在有很多修女，我想大概有8名，她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