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与轮回: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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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3。2％、美国的0。18％；中国铁路通车里程1万公里，英国1840年铁路通车里程1万公里，美国1870年铁路通车里程7万公里、1949年40万公里；粮食年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层”……麦克法考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记载：与现代经济所持有的长期结构问题——低人均收入、寿命短、低储蓄和投资比率——一起出现的，是伴随着20年国内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损失以及极大的通货膨胀。

　　　　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底子薄，生产力差……要有饭吃、有衣穿，实现民族复兴就不得不走发展经济这条路。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旧有经济模式留下的遗产也不完全一无是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仅不良资产会被清除，一些优质资产也会遭殃。而事实上，这些优质资产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柴加薪。
前言　1949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4）
　　　　中国政府对各类遗留资产作出了不同处理：对官僚资本划定了明确界限，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至于外资，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就作出指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曾与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段有趣的谈话：

　　　　上海商人：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k米k花k在k线k书k库k ；http：//book。mihua。net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上海商人：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商人：你们一讲资本家是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

　　　　毛泽东：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

　　　　上海商人：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能长出萌芽，屈辱求生实属不易。现在，中央政府并没有因为要吐故纳新，而剥夺这些萌芽长大的权利。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深有所感，毛泽东观察入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为医治战争创伤，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决策：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下，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停止贷款和按约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平抑被不法分子抬起的物价……
前言　1949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5）
　　　　让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世界。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个月，哈佛商学院迎来了1949届毕业生典礼。这届毕业生大多经历过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也几乎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因为《退伍军人法案》而有机会到哈佛学习。

　　　　沧桑的经历让他们在进入哈佛前，就相信“成功来自纪律和奉献，来自于对伙伴和下属的信任，来自于有创造性的冒险”。他们认定努力工作、奉献、忠诚、耐心、谦逊这些常识性的价值观永远不会落伍。他们有很大的野心，大多想在美国——这个商业自由的世界，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萧条、战争与哈佛商学院中形成的价值观，塑造了这群战后商界精英。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被称为美国商业史上最成功的一群商界领袖，例如：强生的吉姆·博克、施乐的彼得·麦克科洛、共同基金的比尔·卢恩，等等。他们的公司年收入高达400多亿美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对“美国梦”的最佳注解。在经济领域，他们所向披靡，几乎重塑了一个全新的美国。他们毕业25周年时，《财富》杂志将他们誉为“令美元失色的班级”，《时代》杂志则赞叹其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ω米ω花ω在ω线ω书ω库ω ；http：//。。

　　　　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1949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黄金时期的起始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加速的发展态势，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凸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

　　　　回到中国的近邻，1945年战败投降的日本，其经济逐步进入高速成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其间，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养精蓄锐，准备昂首起飞。

　　　　商业的浪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汹涌澎湃。

　　　　但是，客观地说，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并没有给中国商业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经过若干年后，中国商业才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前进，并不断创造奇迹。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商业对于这个国家与整个民族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工商业政策》，收录了毛泽东、陈云等13个有关发展工商业的文件或著作。

　　　　当然，我们更不可否认，1949年，虽然中国的商业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规模的企业，没有成熟的商业规则，没有完善的商业体系——但国家的独立为日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没有这个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伟大瞬间，就没有未来中国商业连绵不绝的突围与崛起。

　　　　1949年，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