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梭银梭-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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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义志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清末的举人，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在过去那个年代，家中没有钱的人是读不起书的；虽然苏氏家族传至他父亲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时仍被划成了上中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以前，苏义志初中毕业。后又经会计训练班培训，在当时的县手工业联社谋得了个财务会计的差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县政府组建红星机械厂，他便被委派到红星机械厂担任了财务科长。
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非常喜爱舞文弄墨。工作余暇常常感事抒怀地写些诗词歌赋聊以自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史无前例的“*”中，他这些自娱自乐的小东西竟都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证！他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送到烘炉车间去劳动改造，与漆黑冰冷的十八磅大铁锤相依相伴了一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得以申请落实政策；之后又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彻底*，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他的这段不幸的人生遭遇，不仅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也是命运使然。本来，他自己写就的诗词歌赋是向不示人的，因为他自命清高，不屑与下里巴人为伍。可偏巧有一次没留意，把集诗的笔记本落到了办公桌的桌面上，又碰巧被前来找他报销旅差费的业务员给翻到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
当时正值月末，工业局的财务科刘科长打电话催他过去送财务报表；因为催要的急，他想也没想便把整理好的财务报表拿在手里走了出去。从他的办公室到马路对面的工业局财务科不过一二百米的步程，打个来回走一趟也就是去趟厕所撒泡尿的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去锁门。也该是他灾星难躲，放个臭屁都打脚后跟！就在他前脚刚刚迈出门坎之后，一位前来找他报帐的业务员就追了进来。这位业务员在屋里闲呆了一会儿，不见他的人影儿，就无所事事地要在桌上要翻张报纸看着解闷；不想恰恰就翻到了他落在桌面上的集诗的红皮笔记本。开始，这位业务员并没在意，还觉得挺好玩；不管里面的诗作写的水平怎样，在当时能写两句歪诗的就可属算是才子了。这位业务员对苏义志写诗的本领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可是这位业务员看着看着神经就绷紧起来！只见苏义志在一首题为《秋日感事抒怀》的诗中写道：“山呼海啸逐浪高，文化革命势如潮；举国声讨走资派，遍地夺权显英豪。学生不读圣贤书，工农不事勤作劳；九州同演批斗戏，只凭东风何为饱？”一看到这后面的四句，这位业务员背上的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这不是攻击无产阶级*的反动诗词吗？”
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对*的无限忠诚，这位业务员也不等报帐领钱，当即把苏义志写有“反动诗词”的红皮笔记本交到了红星机械厂“*领导小组”
组长的手里！
以其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正值*的初期发动阶段，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层层夺权，揪斗走资派，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造反上街头，农民处处拉山头，乱哄哄地闹得如同一锅沸水。在这种形势之下，对运动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苏义志写出这样的诗句无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怀。可当时正值红色“文字狱”铺天盖地的年代，白纸黑字，罪证凿凿，苏义志就难逃其灭顶之灾的厄运了！
十几分钟的疏忽大意，就让苏义志成了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他到工业局财务科把财务报表送下再回到工厂办公室，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就开始了对他的“正义审判”！这该死的十几分钟瞬间就变成了苏义志人生历程中十多年炼狱般苦难生活的前奏。实在是命运在捉弄人！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在落实政策*后，在新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下，苏义志开始在红星机械厂任办公室付主任、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付厂长，最后又升职做了当家的一把手。由于他思维敏捷，有文化，闯劲儿足，开拓进取精神强，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几年间，为工厂的发展搞了好多新项目，大项目，开发出好多出口创汇产品。他所在的红星机械厂由起初的连年亏损一跃成为当地的上缴利润大户。由于他的工作业绩显著，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优秀企业家”。在他创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已是年满花甲，且又体弱多病，因此便审时度势，自动退了下来，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
柳云涛想到苏义志既然频频来电相约，定有要事相召。旦故友情深，来而不往，难逾其礼，于是便决定亲身前去拜访，以便当面聆教。吃过晚饭后，等看过新闻联播，他便走进内室给苏义志拨通了电话，约定两天之后去金海市苏义志的家中见面。。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十回（1）怨声载道朋辈叹沦落 歌功颂德后进赞升平
第二十回（1）四大金刚
老朋友相见，不得“无礼”！到第三天一早，柳云涛先去新华路食品商店买了两只梁州市最负盛名的“八珍鸡”，又买了些时鲜水果，便兴冲冲地出发去了金海市。
金海市坐落在渤海之滨，梁州市东，与梁洲市相距不过五十公里；是梁州市属下的一个县级市。乘长途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苏义志的家位于金海市长途客运站北边不远处，柳云涛连车也没打，就步行着走了过去。
苏义志住的还是红星机械厂工业公寓的老房子，二楼东门。上到二楼门口一按门铃，苏义志的老伴单如兰很快就迎了出来：“哎呀，是云涛老弟，稀客，稀客！快屋里来吧！”一盆火似地招呼着！还没等柳云涛迈进门槛，单如兰又大声向屋里喊道：“老苏，老苏，云涛到了！”
单如兰较苏义志年龄要小，退休也有七八年了。她过去是市第一医院的护士长，柳云涛在家乡工作时，因为亲戚朋友看病没少去麻烦她，所以和他极熟。世上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这么奇妙，一个人若和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做了朋友，往往很容易成为这个家庭女主人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尽管在此之前他（她）们可能是素昧平生。
柳云涛热热乎乎地问了声：“嫂子好”！进得门后把带来的礼物放到了客厅的电视柜旁，便迈步向屋里走去，刚好和闻声出来相迎的苏义志撞了个面对面。一见面，苏义志就呵呵笑道；“你这个小柳同志啊，也不知你飞到哪里去了，打电话找了好几次也找不到，真是该罚！”说着便挑开里屋门口挂着的半截子门帘将柳云涛向里让。
柳云涛进屋一看，见市石油化工厂原厂长秦玉林，市东风塑料厂原厂长孙树勋也在，不禁大喜过望，赶紧走上前去握手致意。都是老朋友，多年不见分外相亲，着着实实地寒暄了好一阵子。
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市红星机械厂、市石油化工厂、市东风塑料厂和市环海化工厂都是金海市工业系统的明星企业；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和市环海化工厂的原厂长倪福良四人在当时并驾齐名，被时人戏称为“四大金刚”。又因为他们四人都是带括号的“县太爷”级的干部，而且都已年近花甲，故好事的朋友又借用历史上汉朝“商山四皓”的典故，称他们做“金海四皓”。由于时过境迁，这些雅号究竟由何人所起，现在已是无从考证了；但是这四个人在当时为金海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柳云涛乍一和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三人相见，自然而然就把倪福良给记了起来，禁不住笑问道：“今天咱们的人马来的不够全呀！‘金海四皓’只来了三位，倪厂长跑到哪儿打蛤蟆去了？”他知道这四个人私交甚好，退休后时常在一起相聚，故此相问。
秦玉林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说道：“唉！老倪现在是没有办法来喽！都已经坐上轮椅了！”说着又不住地摇着头。
秦玉林是个又黑又胖的老者，个头不高，说话粗声大气的，让人听起来特别洪亮。由于他能说善讲，年轻时就被同事们冠以“小唢呐”的雅号。他早年曾在金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是半路出家被调到市石油化工厂工作的。刚刚调入市石油化工厂时担任厂党总支书记，后来才把厂长一职给兼了起来。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书记越来越不如厂长吃香，人们便更多的称他为厂长了。久而久之，他的书记官衔就很少有人再叫，只剩下了一个厂长的称号。他比苏义志退休稍晚，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一听倪福良坐了轮椅，柳云涛大吃一惊！忙问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严重？前两年不是很好的吗？怎么说病就一下子病的这么厉害呢？”
孙树勋叹惋道：“得的是脑拴塞，已经半身不遂了，瘫得很严重，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们去看他，他只会哇哇乱叫，见到熟人就哭起来没个完。由于怕他伤情，我们最近也很少去看他了！”他说着话，又惋惜地叹息着。
“哦！原来是这样！”柳云涛啧啧地感叹着，大表惊异。由于同朝称臣多年，他对倪福良是再熟悉不过了。倪福良早年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是一九七一年市里创办环海化工厂时把他硬调过来的，他当时并不情愿；因为他当时正在毕业班担任班主任，和自己的学生相处久了，一时间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是市委组织部长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才把他挖过来的！
刚刚到环海化工厂工作时，倪福良只是个技术员，后来才升职做了技术科长、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再后来才被提拔担任了市环海化工厂的厂长。他是“*”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工作作风非常扎实，是迈着台阶一步一步地登上来的。他的年龄和秦玉林差不多，退休也有六七年了。
苏义志见柳云涛一直站着说话，便让道：“来到家里了，别光干站着。坐下有话慢慢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想和你好好地唠一唠呢！”在苏义志的催促下，大家便在茶几周围的沙发上团团围定坐了下来。
“真是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啊！”柳云涛又由衷地感叹着。在内心深处，他深深地为倪福良得了这样的黏糊病而感到惋惜，这生活上一不能自理，日后的罪可就要受大了！
“现在市工业系统的这些老人儿，就属老倪搞得最惨了！一个月只有个六七百块钱的退休工资，看病吃药还没处去报销，弄得整个家都要败了！”孙树勋又补充说道。
看着孙树勋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柳云涛禁不住又忆起当年与他交往的旧事。在和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倪福良四个人的交往中，要属算他和孙树勋的认识最早。那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柳云涛参加了金海县县委县革委组织的工作组入驻到东风塑料厂；当时的孙树勋还只是维修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柳云涛是在下车间劳动是和他认识的。屈指算来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
当时的孙树勋只有三十几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脖子细而长且又向前倾，故工友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