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中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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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具有某种身份或处于某一社会地位时，人们便希望你表现出相应的规范化行为模式，即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不该做什么。这被称之为角色期待。一个人的态度、行为如果偏离了角色期望，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议或反对。虽然角色期待是角色行为的指南，但二者并不等同，角色扮演者在了解角色期待之后经过自己的加工而表现出角色行为，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的相符程度取决于角色扮演者对角色期待的理解和把握。角色期待明确具体，其清晰度就高。角色的清晰度高，角色扮演者有章可循，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就比较容易相符。比如说有儿户是一种清晰度很高的角色，因而绝大部分乡村的有儿户在有了儿子之后都会表现出适当的角色行为，如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娶媳妇。
在上面的这个故事当中，李大叔身上的某些特质就是这样被标记出来，迎合并反映着乡村社会大众关于“无儿户家庭”固有的刻板印象：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等等。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中，李大叔的“绝户”身份或者形象的建构、确立和维持，同样也都需要乡村有儿户家庭的存在。在这个故事中，社会大众通过主动建构和贬斥李大叔是 “绝户头”，强化自己作为负责任、有生活压力者的健康形象。结果，李大叔在这个分类过程中被身份建构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为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绝户头”形象。正好相反，农村生育儿子的家庭则被表现为勤劳的、富裕的、有责任心的形象。
由此，李大叔悄然地被贴上了问题人物的标签，被看成是乡村社会中的异己分子。有儿户家庭的优越感导致了该群体成员对自己群体以外的事物、形象的歪曲和丑化，并使歧视行为趋于合理合法化。而被歧视的无儿户家庭则因身份、文化等方面的特征而被所在的社会另眼相看，常常不能与有儿户家庭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声望，在人权和心理方面也遭受了显而易见的打击。这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在乡村社会当中，对无儿户的固化观念往往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和日常的强化活动习得的。一旦无儿户的贫穷的、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定型固化的观念被反复灌输，它就会由于其本身的极端可耻性而成为一种主要地位，来自他人的一致的社会排斥性反应，阻碍了他回到正常社会角色的企图。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代建构论认为身份是由社会所建构的。对人或群体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与他身外的或者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用身份理论来解释农民的生育问题，尤其是农村无儿户的身份建构大有裨益。在这个故事当中，人们在对农村无儿户或者纯女户的日常交往中，生产出了李大叔的“绝户头”身份。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无儿户的身份建构过程就是一个被赋予合法性的结构化分类过程，其表现为一种话语霸权式的对农村无儿户家庭形象的贬损，即用一个无儿户通常具有的符号或标记，使带有标记的人成为“不正常”的人，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比“正常的人”的身份、声誉、权利和地位要低的那种人。
不过，这个身份的创造也是农村生育儿子的人们发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结合上面的故事，我们认为：乡村无儿户家庭的“绝户”身份的产生并不是人们过去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由有儿子的家庭或者个人把自己的观念强制地灌输给没有儿子的家庭和个人的。恰恰相反，在身份的形成过程中，需要依赖农村无儿户或者纯女户的某种自愿认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是一个以“同意”和“认可”为标志的过程，绝不是一种由前者自上而下强加给后者的过程。只有农村无儿户或者纯女户将对他们的身份建构结果自然化了，赋予它以常识的形式，“绝户”身份才能最终得以产生，身份建构才能最终得以完成。换一句话说，在这个身份生产的过程当中，李大叔在自我认同的心理作用下成为对自己“绝户”身份建构的帮凶。
此外，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过程，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身份建构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认同产生于同他者的关系之中，不同的关系产生不同的认同。在这个故事当中，无论是李大叔还是其家人都没有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绝户头”的蔑称表示反对，相反，所有人都并不领会那是一种身份建构，反而认可了这种刻板印象，并把其造成的身份内在化了。进而常会使带有负面属性的个体或群体远离或逃避正常的社会阶层，且这种远离或逃避含有自我贬低的意思。在这个故事当中，李大叔对自己身份的自我认同过程就是一种误识。这就是说，李大叔一方面通过误识，产生挫折感和心理压力，服从农村生育文化的权威；另一方面个体本身也需要通过误识来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一个“绝户”的标签，不仅可能会使得李大叔遭受周围的人嘲弄、不认可和贬抑，而且时间长了，李大叔将会慢慢去接受那些与“绝户头”这个称号相连的对于自己的社会刻板印象（如不负责任的、生活没有计划的、好吃懒做的等），最后，变成自己主动地预期这类反应——在它们尚未发生之前，预期它们。
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1）
一、故事
孙老太一生生育了六女一男七个子女，是L村里目前为止生育最多的妇女。虽然可能有生育次数比她多的，但存活下来的孩子数目，孙老太是首屈一指。听村里年纪大的人讲，孙老太养育孩子采取的完全是“粗放经营”的方式，一般是任由孩子在大街上自由玩耍，老大照顾老二、老二照顾老三……以此类推。
孙老太一向主张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听说在她眼里，一向强调自己不在乎闺女、小子。她还认为自己对待女儿和儿子一样公平。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获取到了，只是曾经听到孙老太的老五或老六曾经抱怨说，从生下来到结婚出嫁，基本上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根据农村养育孩子的习惯，这话基本上是###不离十的。有人也曾经好奇地问：难道老七也这样吗，也拣他姐姐们的衣服穿吗？孙老太回答得很干脆：“那怎么行，他是个小子，你看谁家的小子有穿丫头衣服的？”
孙老太对计划生育的拥护与村里许多同辈群体（同龄的老人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按理说，同辈群体应该拥有相似的思想主张和生活观念，但是孙老太的做法却也说明了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人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受到情景定义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孙老太一生生育了七个孩子，也留下全身的病痛。这种切身经历而得出的体验或认识，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农村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甚至理解。所以，人们一直不认为孙老太支持拥护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觉悟高或者比别人更能“通情达理”，虽然事实上孙老太确实也是她那个年代中村里的“才女”。相反，人们认为孙老太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更多地出于对她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因为一连生育了七个子女，即使采取她那样粗放式的养育方式，也耗去了她半生的精力，使她没有时间享受自己的青春年华，用她自己的话说：“年轻的时候，除了生孩子没干别的；年老的时候，除了生病没干别的。”
在现代农村中，一些妇女的主体意识真正有所觉醒，这与孙老太的被动式醒悟有所不同，她们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过之后才醒悟，而是通过对上一辈教训的汲取以及现实生活中现代文化观念的不断影响，而主动地选择，主动地认同。一位村干部的话可能是人们的判断的最好佐证：“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多生了。现在的人们都想开了。”据我们理解，他所说的想开了无非就是开始为自己着想了，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划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没有自我，完全为孩子活，仿佛纯粹一架生育机器。
孙老太虽然有七个孩子，但是她并没有为自己强大的生殖能力而自豪，相反，却极力地掩饰自己旺盛的生育能力。比如据说老三和老四是同一年生的（不是双胞胎，一个是1月份的生日，一个是12月份的生日），孙老太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很丢人，她从不承认这一点，一般不是把老三的生日提前，就是把老四的生日推后。在孙老太看来，每个人一般一年只能生一次孩子，生育一次孩子是正常的，而她却一年内生两次孩子，这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就是可耻的。所以孙老太经常有意地隐瞒孩子的出生日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2）
孙老太还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听说她一直责怪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地实行计划生育，那样她就不会生育那么多孩子，也不会到晚年因为生育孩子过多落下一身疾病。孙老太是第一批主动响应国家政策而实施绝育手术的。她总是对别人说，她这一辈子除了生孩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干成。人们相信孙老太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据说孙老太是她那个年龄段的农村妇女中，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她本来是个富家小姐出身，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才委身嫁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她总是羡慕现在的农村妇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而减少生育的次数，而不会像她那样一辈子只为了生孩子奋斗。当然人们总在想：如果真的孙老太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比如当她只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就控制不让她再生了，她真的会同意吗？因为那样的话，她肯定会没有儿子了。人们没有就此问题专门问过孙老太，即使人们问了，也不会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没有经过那么多切身的体会，孙老太是不会有这番感慨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养育七个孩子的艰辛，孙老太能够翻然悔悟吗？我们能够要求一个出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具有现代知识女性的生育观吗？
不过，有一点还是比较能客观反映孙老太的生育观念。那就是孙老太最小的女儿，是一个小学教师，只生育了一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这件事情，在所有的长辈当中，好像只有孙老太一个人明确表示支持：“一个孩子不也很好吗？只要把孩子培养得有出息，我看比生多少个都好。”
孙老太晚年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