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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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叙事对于一些隐私性比较强的乡村生活题材或者初级生活领域来说，可能是寻找、挖掘、把握“社会事实”的最佳方法之一。有人认为，在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事物本身的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该事物在与不同情境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才可能逐步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存在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定的“许多个别历史因素的特殊组合”。这里的“个别历史因素”是由特殊的“经历”组成的，包含了特定人群的特定的活动，很多抽象的规律追求往往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更多的时候，生活中的人们是从实用、方便的切身利益出发，在特定的时空中，依据实际的、切身的经历和遭遇的事件对自身留下的“感觉”来做出行动选择。对此，如孙立平先生指出的那样：“真实的事实，或真实的逻辑，有时候只是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确在起作用，但如果不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它就不能够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一些更适合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表达的内容来说，人类学叙事很可能是最容易在动态中揭示事物“隐秘”内容的一种研究方法。
其次，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叙事可以将“过程”因素引入故事或者事件分析，把故事或者事件作为一个过程来描述和理解。如果把故事或者事件看成一个过程，那么故事或者事件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文化等。以往单纯的故事或者事件分析只会告诉我们故事或者事件对我国乡村的影响是怎样的，而把“过程”引入故事或者事件分析之后，人类学叙事就可以将整个乡村事件看作一个过程，关注的焦点转移为故事或者事件是如何运作发展的，又是如何影响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故事或者事件背后的那些更为微妙的乡村生活逻辑和机制。因此，人类学叙事研究方法对于试图分析故事或者事件当中的文化与权力关联来说更为适合。
再者，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叙事有利于把乡村社会生活当中的有价值结构的片断和细节串缀成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故事或者事件，从而通过对这些具有意义的片断和细节的描述来揭示隐藏在这些片断和细节背后的意义。这与一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中努力揭示故事或者事件背后的“意义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努力是不谋而合的。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曾经说过：“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就是这些我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文化的理念时刻蕴涵其中，并伴随着行为实践的展演而得到历时的展演。人类学叙事研究方法就是要通过对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加工，使其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或者事件，然后再通过对故事或者事件的过程分析，来揭示隐藏在故事或者事件背后的文化意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言（5）
最后，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叙事不仅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事件设定的特定视角去探析乡村故事或者事件发生的社区结构、社区分化、社区发展等等，而且可以通过与乡村故事或者事件过程相关的活动把乡村故事或者事件本身带入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中去考察。这也与很多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主张的要把故事或者事件放置到社会变迁的宏大场景中分析的思路相通。
无可否认，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其研究人的最佳方式和方法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尊重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逼近人类经验和实践本身。此外，通过对故事或者事件的回顾，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决断以及行动，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属于村民们自己和属于村民家庭的重大故事或者事件，以及村民们对这些故事或者事件的看法，进而由村民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去了解村民们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而在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现。比如分家这样的故事，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大家庭内人际关系的亲疏。透过这样的故事，可以看到村民们如何在一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应对和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故事中，村民们显然有着对周围环境的理性认知，其行动因此也有着明晰的主观意图，而这些背后又有着社会的投射和个人个性及家庭的影响，我们需要理解和解释的意义因此亦会凸显出来。
对于同样的故事，不同的解释者也很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结果，因为再现和复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行为。故事的意义是文化所赋予的，对于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则要由读者将象征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适度深入到历史层面，阐释象征所深蕴的文化意义。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就是要深入到故事或者事件发生的社会情境里，通过细致而严谨的实地考察，对故事或者事件折射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深描”。我们所作的分析和阐释工作无非是扮演着帮助读者解读和发掘故事或者事件的内涵与意义的文化向导的角色。
同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讲故事方法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适用要求，一般来说，讲故事方法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任何故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常说一个故事的背后往往有很多的故事，也就是说故事是发生在具体的经验环境中的，脱离经验支撑的故事便成了没有生气的说辞。当人们将叙述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故事上的时候，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以往的相关故事组成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故事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偶然的情境中，以往的相关故事和这起新近发生的故事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相互影响的“故事树”，只有搞清楚了这个“故事树”，故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第二，叙述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对于人类学讲故事方法来说，很多研究者都明确地否认倾向于任何特定的理论取向。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是一种假说——验证取向，即是说，他们认为自己主要兴趣在于力图解释各种文化现象。此外，由于讲故事方法多是针对少有明显而完备的形态结构和外在功能的研究对象展开，要分析研究的内容方面往往又是极其复杂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轻易地套用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多是汲取了许多相关理论中只要有助于故事理解和故事分析的内容成分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导言（6）
第三，叙述内容不能“只讲事实，不摆道理”。比如，有人就认为讲故事方法对故事细节的深描，除了能使读者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外，还能提供给读者隐藏在由细节组成的画面之中的潜在含义。这样一来，讲故事方法的深描故事细节本身就能显现出某种有价值的成分，甚至不需要过多地用理论来阐释故事的意义，就像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中所做的那样。但是，事实往往是如果没有理论分析，故事或者故事当中的许多实际上很有特色、很有意味的日常内容就可能被想当然地忽略。
四、理论基础
任何一类经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都需要某种理论的指导，这是人所公认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如一些研究者说的那样：“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对理论的运用将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偿，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所以，我们在选用理论作为研究的框架时一定要慎重。选择并非仅仅出自于理念上的推敲，更主要地还是来源于对研究的主题是否契合。
本书主要是通过探讨中国农村初级生活来探讨农民的日常生活，而西方社会科学在研究初级生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任何有关初级生活问题的研究，不可能不借助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西方理论和概念的建构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背景的，很难完全应用在中国的情况里。因此，我们在“批判”意义上合理运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照、对比以及检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的效能。
就有关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特别是与农村初级生活有关的研究而言，其中最为常用的莫过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讲，在以往多以中国村落和农民日常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中，这一理论指导无疑是高度适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表明的，初级生活和政治、经济相比，少有明显而完备的形态结构和外在功能，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遵循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思想，很可能事倍功半。另外，我们的田野工作捕获了大量的乡村初级生活方面的真实片断，而且由于乡村初级生活内容方面极其复杂而###，以至于无法轻易地完全符合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最后，我们的研究不得不或者说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个类似于“拼盘”的路径，汲取了许多相关理论中只要有助于理解材料证据的那些看似零碎的东西。
（一）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即个体性与社会性，二者既矛盾，又统一。人的个体性是特殊的、具体的、独立的，使个人与人类区分开来，个人与他人区分开来，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个人依赖于社会，又能动地作用于社会。个人生存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是个体无法选择和逃避的，无论物质生存条件和精神需求都要靠社会来满足，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很被动的。但是，个体的一系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物质和精神的现状，推动社会前进，从这个角度上讲，又是主动的。另一方面，社会对个体既有促进作用，又有制约作用。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个体生存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同时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个人的发展进步。但是，社会与个体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社会发展制约着个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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