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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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丽的季节。艳阳高照，丹桂飘香，未名湖畔开满各式各样的*，姹紫嫣红，分外妖娆。透过北大校园，深秋季节可以望见香山枫叶，像朝霞，像绮锦，像燃烧的云彩。
校园恢复了平静，教室和宿舍又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已经是三年级的张国焘想集中精力，重理学业，完成各门毕业考试。他先后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担任的职务。
张国焘想寻找一份宁静，北京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1919年12月，京师警察厅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的监视。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负责人从各种渠道获悉，张国焘等人上了警署的黑名单，于是安排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外出躲避，并派一部分人借此机会到各大中城市进行联络活动。
张国焘和罗家伦悄然南下，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各派政治人物聚集地。在这里，张国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后来成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主脑。这个派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发表文章，宣传以宪立国的主张，在京沪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0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张国焘专程前往拜谒，请教治疗中国社会痼疾的良方。
“老朽早已不问政治，准备将余生贡献给学术。”梁启超感叹自己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全然没有了当年张扬激昂、以身许国的气概。
在沪期间，张国焘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两次拜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第一次会面是在刚到上海不久。一天中午，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租界吃过便餐，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一栋花园式的楼房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提议：“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来商量要在最近几天去拜访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不在这里。”张国焘连声叫好。
四人穿过马路，走到孙中山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四健将（11）
“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看门人说。
许德珩性子急，高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正在楼下的廖仲恺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急步出来，将他们引到客厅里，上楼通报孙中山。不一会，孙中山下楼来，接待他们。
张国焘问：“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求教先生。”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张国焘等人侃侃而谈。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追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够重视。
这大概是孙中山听到的最尖锐的批评了。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在交谈中，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运动的缺陷：“你们都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善于写文章、组织大会、发动*请愿，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课、*、罢市持续的时间顶多只有几天，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这才算是真正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当时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还不懂得。
孙中山的话刺激了张国焘等人，同声抗议道：“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生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只注重枪杆子。但是，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
张国焘说：“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革命家，请问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改弦更张？难道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学生的话充满火药味，但孙中山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始终安详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针对许德珩的质问和张国焘的质疑，他略有所思地回答道：“我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并不是看轻学生们*示威等举动。至于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过去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不够，一般青年和民众不了解我的思想和主张。”
这一席话，娓娓道来，改变了略显紧张的谈话气氛。
张国焘轻松地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
“我很欢喜这样痛快的谈话。”孙中山高兴地说。
这次谈话，张国焘给孙中山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大约是意犹未尽，十天后，孙中山单独约张国焘前往晤谈。
孙中山问：“听说你喜欢*主义，是吗？”
张国焘作了肯定的答复。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游历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我也都研究过。正是参考了社会主义各派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义的。”
说罢，孙中山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张国焘表示感谢。
“听说你在群众运动中很注意工人运动，是吗？”孙中山又问。
张国焘告诉孙中山，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救国十人团”主要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接触和发动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工人问题。
也许是受这次谈话的影响，没过几天，张国焘应邀加入了一个名叫“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的组织，担任总干事。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可是张国焘经过调查发现，所谓会员大多只见诸名册而已，而且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只是些在工厂里的职员，该会的主要作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通电，支持国民党的各项政治主张。
张国焘很快对这个组织失去了兴趣。他后来说：“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一页风云散后，校园恢复平静，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到美国进修，时称“五大臣出洋”，张国焘放弃留洋的机会，选择留在国内（略）。
建党元老（1）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这年2 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车站。陈独秀刚一下车，就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截住。“陈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陈独秀跟着学生来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他还说，你这种长相的掌柜，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旧书店或笺纸店里一抓一串。”这个笑话《新青年》编辑部谁都知道。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建党元老（2）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