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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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把父亲的政策称为安抚主义，说：“蒋介石是乱世之奸雄，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安抚就是示弱！”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的特点。尽管有陈独秀的信件和张国焘的开场白，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意见：“出席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我们联合中派，完全可以彻底地孤立右派。”
张国焘看风向呈一边倒的架势，板着四方脸，宣布：*在国民党二大的基本立场，已经确定，这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实行让步，恢复已经被孙中山开除党籍的谢持、邹鲁等老右派的中央委员资格。
会场上群情激动，很多人举手要求发言。
张国焘确有处理棘手问题的魄力。他不容许发言，径自作出会议结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要团结国民党内各种人，包括容许右派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不只是仲甫的个人意见，也是我们中央局的意见，执行这个意见事关党的纪律。”
剩下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与会者都明白，同意退让政策就是执行纪律，否则就是违抗纪律，将受到制裁。
要求与*联手驱逐右派的还有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
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汪精卫约张国焘在鲍罗廷处会谈。汪精卫拿出了一张预拟的二届中央执委名单，征求他们意见，希望得到*的支持。
张国焘细看了这张名单，名单中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右派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在中委之中，*党员除第一届已有的全部列入外，新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这本来是一个扩大左派和共产党中委名额、打击右派势力的方案，但张国焘认为这份名单未尊重*中央争取中派（实质上是右派）的意见。他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不便多说，但*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合*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执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瞿秋白和张先生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张国焘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执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合理的。”
正是由于这种退让政策，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新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仅为五分之一；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党员只有1人，占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对于*的退让政策，国民党左派人士非常不理解，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含着眼泪一再追问周恩来：“太可惜了！为什么？为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只是一名军长的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委，还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
歧途深深（9）
毛泽东后来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右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3个月后，张国焘再次驾临羊城，任务还是平息争端。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无中生有地诬蔑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意欲劫持他离开广州，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将策动叛乱的脏水泼在中国共产党头上。他还想借此打击与*保持亲密关系的汪精卫。
一石二鸟之计，其实用得既不高明，也没选对时间。
事件发生的当晚，在粤的*领导人纷纷赶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住所，商量对策。
毛泽东向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建议：“应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季山嘉问陈延年、周恩来：“你们是什么意见？”
陈延年、周恩来赞成毛泽东反击的主张，并列举了三个有利条件：
一、广州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军，其中有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
二、蒋介石只能掌握其第一军，在第一军，政工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可以影响和控制大部分师团。
三、*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也比较雄厚，在黄埔军校有500余学兵，同时还直接掌握了叶挺独立团。
季山嘉与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后不敢贸然行事：“反击蒋介石是件大事，弄不好会使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需要由上海中央局做出决定。而且此事重大，要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
反击建议紧急呈报给陈独秀，又遭到拒绝。他回电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不能用简单惩罚蒋介石的办法来解决事端”，“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他对张国焘上次广州之行十分满意，决定再次派他入粤：“你去一下广州。现在还不清楚国际的态度，广州区委不能冒冒失失与蒋介石搞僵，要设法阻止群众上街抗议示威，那样只会把蒋介石推到军阀一边。”
“你的意见是不是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对蒋介石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矫正广州同志们一直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张国焘想摸清陈独秀的底线。
根本不需要摸，陈独秀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除了妥协之外，实无他途可循！”
4月2日，广州文明路，张国焘主持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局的决定：撤回第一军所有的共产党员，继续支持蒋介石开展北伐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发表不同意见。张国焘又搬出党的纪律：“仲甫的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中央局决定继续采取对蒋友好的态度，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国焘端着“钦差大臣”的架子，动辄以纪律制裁相威胁的作法非常不满，直接向陈独秀提出第二方案：“将第一军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由党掌握的军队。”
这一建议也遭到陈独秀的冷遇。
对于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张国焘亲自上门抚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歧途深深（10）
“这次，我是特地来看望你的，既是代表仲甫先生，也是代表*中央。”张国焘和颜悦色地说：“我们*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保持精诚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愿望。”
蒋介石说：“在保持团结和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这点上，我与贵党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说明。”张国焘小心翼翼地说：“第一，外间都希望你能与汪精卫先生继续合作，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第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你的，他们如果犯了错误，你将如何教导他们？”
蒋介石对于汪蒋合作问题语焉不详，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
张国焘后来在党内报告这件事时说，“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进行”。①
蒋介石有理由感到轻松。本来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他遭到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苏联顾问团三方夹击，骑虎难下，处境非常被动，如果三方联手，他很可能被剥夺军职，甚至可能遭到党内处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帮助，他顺利地从政治深渊中走了出来，不仅毫发无伤，而且将国民党内主要的对手——汪精卫逼得出走法国，将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全部赶出，能不高兴吗？
安然度过危机的蒋介石，气焰更加嚣张，又在组织上向共产党开刀。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公开等。
当时，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定。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多次会谈，要他接受“整理党务案”。
消息披露后，在广州的*领导人群情激愤，自发地在各自负责的范围进行反击动员。
5月14日，鲍罗廷召集张国焘、谭平山到住所，要他们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说：“明天国民党就要开中央全会，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要发动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你们去告诉蒋，*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
当晚，张国焘、谭平山拜访了蒋介石，向他表示*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即维护合作，不做公开反对之举。蒋听罢，顿时面带喜色，频频表示欣慰。
随后，蒋介石又亲自陪同张国焘、谭平山去拜望张静江。张国焘又把来意重述了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但是，在*内部对这一政策争论相当尖锐。张国焘召集彭述之、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开会，统一思想。
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们不能怕右派政变而去迁就他们，蒋介石搞的不是革命，是*，这样下去，我担心他会越走越远。”
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激烈，没法达成共识。张国焘运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签字同意接受中央的政策。
慑于张国焘“钦差大臣”的权威，其他人都违心地签了字，只有毛泽东拂袖而去。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这样，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会议推选谭延辏喂竦持醒胝挝被嶂飨婀裾飨蒲≌啪步竦持醒胫葱形被嶂飨槭Ｈ尉瞬砍ず妥橹砍ぁ２痪茫槭旨嫒喂竦持醒氤Ｎ裎被嶂飨凸窀锩芩玖睿婵刂屏斯竦场⒐裾凸窀锩拇笕ā�
“整理党务案”通过的消息传出后，在广州的*党员万分愤怒，纷纷指责：“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有一个流传全党的外号“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
遭到指责的还有他专横傲慢、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谭天度回忆道：
张国焘来广东时，大家都觉得他行动很神秘，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也不告诉人家，他一到就开会，架子摆得很高，以中央要人自居，对人诸多挑剔，很骄傲，大家对他有很多意见①。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不善于进行*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的机会主义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