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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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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2)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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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1)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郎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后来的继任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想方设法灭了你,以永绝后患。
  除了大臣们之外,文帝还需要试探实力强大的宗室诸侯们是否有问鼎大位之意。在当时的局面之下,无论哪个重臣有妄动,大概都不可能直接篡位,而是会在宗室中重新物色一位新人选:要么是一个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傀儡,要么是某种利益交易之下的“强强联合”。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在正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没有注明是哪位官员向文帝提出了册立太子的建议。
  如果说是这位官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朝臣的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通常应该有重量级的大臣,在当时如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参与意见。
  但在整个事件中,与文帝进行言辞往复的,只是一个含糊的名称——“有司”,就是某位官员的意思。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这个“有司”也是文帝安排的“枪手”。正因为是自己安排的枪手,而且还没有在群臣中进行哪怕是小范围的讨论,文帝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出冠冕堂皇的话来进行一番“火力侦察”。
  君、臣之间的言辞往复全过程都在文帝的掌控之中,“火力侦察”的结果令文帝长舒了一口气:还是“有司固请”,册立皇长子刘启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开国重臣们,尤其是陈平、周勃这样的“平吕”功臣之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参与册立太子的讨论。他们刚刚通过政变把文帝扶上大位,如果再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评头论足,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在一个组织中,无功的人追求立功,但功高者却要想尽办法避免“功高震主”。因为一旦“震主”,则必然“身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帝在这场对白中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思想深处的“忧天下”情怀。以他一生的表现来看,这种情怀的流露绝非是在刻意做秀。
  公元前179年,即文帝元年五月,文帝下了一个倡导“言论自由”的诏书,废除以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以广开言路:“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2)
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官员们的上书。据说他在从寝宫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书文牍报上来,他还会专门停下来认真阅读。
  在废除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之前,他还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个政权,除非处于全国性的混乱或战争状态,对民间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往往折射出执政当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执政者是不敢开放民间言论的。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背后,便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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