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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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虽很少过问政治，但却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存亡忧心忡忡。1936年，她应邀参加了一个北平的教授座谈会，与会的60位大学教授一致决定，联合天津的大学教授，共同签署发表一个对时局的意见书，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绥东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封意见书对不久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中法大学文学院已无法上课，教授们和校长作为留守人员，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维持生活。张若名的心情非常忧郁，从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谈天说笑。她对日本人的侵略行经十分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制的机构服务，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期间，张若名夫妻还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发表于《朋友》月刊第四期。全书的素材出自杨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张若名担任了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书中搜集了许多河北与北京的儿歌、童谣和与儿童有关的民谣民谚。这是最早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介绍给法国人的书之一。
张若名还用中文写下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这篇长达26000字的论文，这是张若名在文学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论作，国文功底深厚的杨堃曾帮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润色，由于这篇文章“特别精彩”和“引人入胜”，它于1937年在《中法大学月刊》首发，9年后又在《文艺先锋》杂志上重新全文刊载。
举家南迁，迎来昆明解放
1947年底，张若名的丈夫杨堃接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社会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宁，她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并同他一起去云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1948年春，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环境优雅而安静。而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处在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时期，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连连告捷，蒋家王朝即将彻底覆灭。
张若名当时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精通法国文学的教授，为了讲授新课程，她仍在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和编写讲义。由于她的知识渊博和对法语的精通，讲课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学生的广泛赞誉。同时，她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了。他开始积极研究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把自己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法文版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阅读。准备在思想上逐渐适应新形势。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历次党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党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党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认识过程一次比一次写得长，那样执着，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从不灰心，还去听党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翠湖畔故人相聚含冤屈投水自尽
1955年春，对于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战友，国家总理周恩来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会见中，周恩来亲切转达了邓颖超对若名姐的问候，并向杨堃询问了许多民族学的问题，如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民族史、民族调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同参加谈话的陈毅还与张若名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漫谈了法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给张若名和杨堃带来了很大的精神鼓舞。张若名在自己创立和主持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发奋工作，竭力培养后进，同时还写出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试论文学中典型性的创作过程》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先后在云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杨堃则翻山越岭，深入到云南各地进行民俗调查，撰写了多篇论文。
就在他们夫妻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时，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开始仍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甚至把大儿子写回来的有些落后观点的家信也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写的“交心”材料一反成为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国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这对于自尊心甚强的张若名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当张若名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投水自尽于云大的一条河水。
当时丈夫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而更令张若名难以想到的是，她对党的忠诚坦白，竟殃及了两代人，大儿子杨在道因为她上交的那些信，被划为右派，在劳教所关押了20年，断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狱后，他苦心研究母亲一生的经历，成为张若名研究的专家，这也是张若名不曾想到，在天之灵得到慰藉的。
直到1963年，在邓颍超的关心下，云南大学党委才为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在文革后的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大党委才为张若名彻底平反，重新作了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也随之恢复了她的盟籍。
1998年6月18日，在张若名去世40周年的忌日，年已96岁的杨堃老人，面对亡妻遗像，心中升出无限怀念，不禁提笔赋诗《怀念若名》：“若名逝世四十年，国家形势大好转；冤魂九泉若有知，当慰我儿有书传。”两个月后，杨堃也告别了人世，与妻张若名九泉相会了。
张若名，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的人生传奇，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划出了一道凄美的留痕。它或许会留给新世纪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和国人一缕回忆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