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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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国民党###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寄托了两位爱国人士在日寇进逼、国难当头时的共同心声。
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四起，外敌入侵，国内战事不断。尽管当时有国联和英、美政府出面调解，国内也有人高调谈论“和平”，但从1931年9月以来国内时局的动荡变化和国民政府的态度，陈鹤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教育家说来，教育是救国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救国方式。陶行知说：“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4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陈鹤琴说：“我们知道，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是破产，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的改革一下。”《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在这一时期，陈鹤琴与蔡元培、欧元怀等人填表加入由张謇、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鹤琴的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他的儿子一飞、一心和女儿秀兰分别出生于1929年、1932年和1935年，组成了亲情融融的大家庭。
二 爪哇之行（1）
1937年1月底，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和陈鹤琴、关瑞悟一行四人登上芝沙路亚号邮轮驶离上海前往爪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驻荷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领事宋发祥和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颜雅卿会合后，一同出席由国际联盟召开的远东禁贩妇孺会议。熊希龄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此行代表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代表中国女界红十字会，陈鹤琴代表中华慈幼协会，关瑞悟代表北京香山慈幼院。显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以至于出发前与会代表竟对中国各地妇孺被贩卖的事实和数字仅知片鳞只爪，难以概全，原以为这些材料应由政府代表负责。直到上船后，为稳妥起见，经商议，大家公推陈鹤琴执笔，将各人手上的所有材料汇集，写成书面报告。由于材料十分零散，又要代表中国向全世界控诉中国妇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从香港到爪哇的12天航程里，陈鹤琴不得不绞尽脑汁，孜孜不倦地写作报告。后来，他的胃病犯了，剧痛到不能下床的地步。同行的关瑞悟负起了打字的任务，遇有字迹辨认不清，陈鹤琴就耐心解释，逐一回答，直到报告完成。
代表团一行抵达爪哇后，大会已经开幕。这时，他们才了解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驻爪哇总领事只得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通知，并没有关于会议议题的任何供发言和报告的材料，实令熊希龄、陈鹤琴等来自民间团体的代表感到有些意外，好在他们在船上作了一些准备。中国是远东地区妇孺贩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这次会议内容又与中国密切相关。在大家的公推下，陈鹤琴担负起每日草拟报告的任务，并被推选为专门委员，在除大会政府代表发言外的小组讨论和专题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他以娴熟的英语用大量事实回答各国代表提问。首先，中国代表向大会介绍有关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情况。在发言中，陈鹤琴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在中国，每年被查获的妇孺贩卖案件，在上海有400起，在北平和厦门各200起，未被查获的案件肯定远远超过此数字。贩卖妇孺重点主要在上海，其他重点城市有沈阳、大连、北平、天津、开封、潼关、厦门、汕头、香港和澳门等。虽然中国政府禁止卖淫，但娼妓人数仍十分可观，仅上海一地就约有娼妓5000人，加上暗娼则数量超过2万。此外，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女孩被贩卖沦为奴婢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上海1936年的一次登记中，就有1000名奴婢。发言中，陈鹤琴总结在中国造成贩卖妇孺的主要原因有三：（1）旱灾、水灾及饥荒等自然灾害；（2）愚昧无知及贫苦困苦；（3）吸鸦片烟的父母卖掉自己的女孩。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对此曾颁布相关法令，也对贩毒吸毒采取了措施，陈鹤琴提出，废除娼妓必须从教育入手，同时应重视对娼妓性病的治疗，使她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关于加强各国警方和主管当局在禁贩妇孺问题上密切合作和广泛沟通信息的问题，陈鹤琴认为，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已成为贩卖娼妓的“藏身集散地”，因此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应与中国当局合作，共同打击娼妓和贩毒。
关于如何保护移居本国移民免遭贩卖的问题，当英属新加坡代表谈到移居该国的华人妇女在过去的25年中比华人男性多了一倍时，陈鹤琴表示，中国普及教育的发展和妇女解放有助于逐步减少贩卖妇孺。陈鹤琴还谈到，在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有两类，即劳工与商贩，当今的劳工仍为未受过教育者。但中国政府正尽全力加强###教育，以减少他们被贩卖的可能性。同时，他还指出，不应忘记，这些工人对当地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爪哇之行（2）
关于在远东地区取缔领有执照妓院问题，陈鹤琴指出，取缔领有执照的妓院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卖淫的原因，这通常是贫穷和无知。据当时所作对北平500名娼妓的一项调查，仅有11人识字和2人受过教育；在对天津3000名娼妓的调查中，只有13人能读写，占04％，竟有40％为弱智者。在会上，陈鹤琴又一次列举苏联在禁止卖淫方面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十月革命前，在莫斯科有数万娼妓，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妓院并为###设立福利院，进行教育、安排工作和恢复其正常生活。到30年代中期，只剩下3家领有执照的妓院。在会上陈鹤琴代表中国与暹罗等国代表一起倡议，大会应通过一项决议，取缔领有执照的妓院，禁止贩卖妇孺。为此，建议在尚存在妓院的国家和地方，由国联发起开展一场教育运动。此外，陈鹤琴还补充说，此决议草案不仅强调要废除娼妓必须从教育着手，也应提出对娼妓性病治疗问题和使她们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
关于加强警方与其他有关当局及私人团体在禁贩妇孺方面合作的问题，陈鹤琴代表中国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北京香山慈幼院发言。他介绍了中国的民间机构与政府合作的情况，还专门介绍了中华慈幼协会。该会的工作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三个主要部门，分别负责开展儿童工作、儿童福利和保护儿童工作，其主要对象是16岁以下的儿童；为男、女孩分别各设一所，入所的许多女孩都是从贩卖者手中抢救出来的奴婢。陈鹤琴还提出民间救济团体应坚持的两项原则：（1）对它要拯救的妇孺抱有仁慈之心，并热心于所从事的社会工作；（2）应认识到要救出被贩卖的受害者并非易事，应求助于各种专家的协助。这些原则恰恰是政府所最缺乏的。一些###被救出后仍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又重新跌入危险境地。最后，陈鹤琴向大会介绍了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的情况。该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的国际性组织，专门从事慈善工作，由德高望重的熊希龄先生领导。该组织会员部分信仰宗教，以仁爱为原则，以服务为宗旨。自1922年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各省建立317个分会，在水灾、火灾和战争中进行了大量救灾工作，建立了5所孤儿院、14所产妇之家和175所施药所等。
在讨论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时，新加坡代表提出将该局设在新国，而陈鹤琴则极力主张设在中国上海，理由是上海是远东妇孺被贩卖数目最多的城市，是杜绝此患的惟一门径，设在他处与此问题的解决无大补益。香港之成为妇孺被贩卖的要港，即可为例。在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下，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将禁贩局设在上海。据与会的关瑞悟回忆，在陈鹤琴等人的力争下，本次凡与中国有关的议案，“全没有使我国失去应有的权利及保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在爪哇期间，代表团一行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作了多场演讲。听演讲的对象包括商人、教员和小学生等。与其他人所介绍一些唤起对祖国认识的事实不同，陈鹤琴的演讲更为诚恳、动情，详尽地将祖国的可爱之处展现出来，使台下渴望了解祖国情况的华侨十分激动，不少华侨纷纷表示要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将来能为祖国出一份力。在巴达维亚城举行的演讲会前，陈鹤琴胃病发作，疼痛难挨，但他仍然坚持着下床，托人将自己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带到会上念。他对同行的人说：“得到在华侨中宣传的机会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会福利的人，应该尽量去利用它。”
回到上海后，陈鹤琴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与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成立了禁贩妇孺问题的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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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争与儿童（1）
1932年淞沪战争打响，日军炮火危及上海大夏大学校舍，幼教科即将停办，陈鹤琴找到在该校幼教科担任教师的钟昭华，希望她前往南京担任鼓楼幼稚园主任，这使面临失业的钟昭华喜出望外，同时，她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早在1923年鼓楼幼稚园初办期间，钟昭华曾来园短期任教，陈鹤琴对她有所了解。鼓楼幼稚园在国内享有盛名，又是陈鹤琴从事教育研究和实验的基地，而陈鹤琴自己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任上，无法分身，只能定期去宁指导工作，因此需要一个全面负责和主持园务的主任。陈鹤琴直截了当地对钟昭华说：“这次我决定请你到鼓园去全面负责，担任园主任工作，是因为鼓楼幼稚园需要整顿。我认为你是最适当的人选，而且我也相信你可以把工作做好，并且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钟昭华曾回忆：当我最初重返鼓园时，我的最深印象是园舍如旧，大班幼儿已经升入小学，只剩下小班的幼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钟昭华到任后，立即着手扩建园舍，扩充招生名额，增聘教师，充实设备，布置室内外教育环境，搞好一切基本建设。过去，出于实验研究的需要，鼓楼幼稚园在园幼儿的数量一向不超过30名。钟昭华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破例扩招，分大、小两班。据记载，当时要求入园者众，在园幼儿数量从起初时30名，陆续增加，最多时达到120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4名，她们都曾受过幼教专业教育，分别来自杭州弘道幼师、南京女中幼师和南京晓庄师范。
钟昭华写道：由于幼儿数的增加，相应增加幼儿午睡的地方和两个班级活动室，从1933年起，先扩建假三楼以解决午睡的问题，1935年扩建了大礼堂，平时用活动木板隔成两间活动室，开大会时，就拆去木板，作为集体开会的场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为了园舍的扩建，陈鹤琴几次来宁，并召开家长会，与家长们共商扩园工作。家长们自动组织起来，广募资金，就连盖房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