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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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陈鹤琴是公认的儿童教育专家，也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核心。他在儿童教育研究、实践方面的成果独树一帜，在国内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曾请陶行知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写了一首《教师歌》，作为该社社歌。歌词内容反映和代表了陶行知、陈鹤琴两人在新教育潮流中所形成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他们将儿童作为主体，提倡对儿童人格的充分尊重和与儿童平等相处；他们了解儿童的个性和心理特点，相信儿童的创造力，这是儿童教育的必要前提和真谛所在。歌词中写道：一
来！来！来！
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
发现你的小孩。
你不能教导小孩，
除非是发现了你的小孩。
二
来！来！来！
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
了解你的小孩。
你不能教导小孩，
除非是了解了你的小孩。
三
来！来！来！
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
解放你的小孩。
你不能教导小孩，
除非是解放了你的小孩。
四
来！来！来！
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
信仰你的小孩。
你不能教导小孩，
除非是信仰了你的小孩。
五
来！来！来！
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
二 中华儿童教育社（3）
变成一个小孩。
你不能教导小孩，
除非是变成了一个小孩。《儿童教育》和“儿童教育”丛书是陈鹤琴主持下的中华儿童教育社最重要的出版物和交流渠道。前者的前身为《幼稚教育》，由第三期起改名为《儿童教育》，范围扩大到小学教育，不仅发表全国知名儿童教育专家的观点、论述，还向研究者提供具体教材供讨论之用。该刊物成为全国教育学者和师范院校师生必修的课外读物，更由于作为新教育国际联盟中国支部机关刊物，经常刊登反映国际儿童教育研究最新成果的特点而广受欢迎，是三四十年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学术刊物之一。后者由知名教育家郑晓沧主编，选取国内外儿童教育名著进行编译、介绍，共计十余种，出版了《儿童初期教育》、《儿童课程》、《性的教育》、《儿童文学》。此外，由吴研因主编的各种儿童读物，因为国内幼稚园和儿童的阅读与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而受到好评，也使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功能在研究问题的同时，更趋重于交流与实际应用。
1931年秋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罗格及夫人来到上海讲学，他是继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之后来华访问的又一位美国新教育和哥伦比亚教育学派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也是“儿童中心教育”的倡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华儿童教育社曾邀请文纳特卡制倡导人华虚朋博士讲演《关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并出版文纳特卡制专号。在陈鹤琴主持下，罗格夫妇分别向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和工部局所属中小学教职员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陈鹤琴作即席翻译。
演讲一开始，罗格教授就提出“所谓新教育系本国文化的结晶，根据本国文化而建设的教育”，他反对一味模仿他国的教育模式。以菲律宾为例，由于美国化的教育造成划一、呆板、注入式、机械式的教学方法，他批评道：“像这样模仿别国，不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当然不符合本国的文化状况，因此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指出：“贵国当根据此种情形产生新教育，表现贵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不必整个的模仿美国或其他各国的教育，因为他国的教育，不会适合贵国的文化和国情。”《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关于教育的意义，罗格说：“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同时要学习做人的方法——怎样在人群社会里生活”，由于“怎样做人”系艺术上、哲学上的问题，所以“要使儿童有优美的做人方法，那么对于儿童活动的指导，当富有艺术的与哲学的指示，不能单从书本上得来，更不能从科学上得来”。显然，罗格教授意犹未尽，他进一步阐述道：东方做人的方法和西方不同。贵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所表现做人的方法，和西方完全两样。西方的文化溯源于创造的艺术，是战胜自然，却不是享受自然。东方文化溯源于哲学，是享受自然，却不是控制自然。但是这两种文化与教育的精神，实有不可偏废之处。由历史方面观察教育，也有上述两大趋势。西方的教育是创造艺术中产生的；东方的教育是从哲学中产生的。现在新教育的精神，一方面要能控制自然，一方面还要能享受自然。以前的学校，不仅是小学，就是中学、师范学校，都是从功课中学得死知识。现在要请专家指导，暗示人生的意义，使儿童从环境中获得这两方面的经验，这才算尽了教育的责任。所以新教育，不仅是在获得知识，同时要学得怎样做人的方法。《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1932年10月，瑞士特殊儿童教育专家惠勃女士给中华儿童教育社社员演讲，就特殊儿童教育问题发表意见，由陈鹤琴作即席翻译。是年，陈鹤琴与刘湛恩、韦悫、欧元怀等发起成立上海国际教育社。据陈鹤琴自己回忆，这一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交流经验、相互观摩，邀集在上海的各国教育界人士，包括来自中、英、美、德、法五国大、中学校长，教务主任和懂英文的教师。首任会长由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担任，以后刘湛恩、韦悫分别担任过会长，陈鹤琴担任书记。每学期，该社都要组织两三次常会，邀请教育专家作报告或参观学校。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中华儿童教育社（4）
这一年，正值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三周年，应陈鹤琴之邀，陶行知亲笔书赠《手脑相长歌》，歌中唱道：人生两个宝，
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同年，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合著的《幼稚教育论文集》和陈鹤琴编写的《幼稚园课本》（共16册）分别由儿童书局出版。
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陈鹤琴为该会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该会理事，负责主持教育学会下设的幼稚教育研究委员会。
从1929年7月举行成立大会至1937年7月举行第七届年会，在8年中，中华儿童教育社先后举行了一次成立大会和七次年会，每次年会集中讨论一个论题，其中包括小学课程、儿童中心教育、儿童健康教育、小学公民训练、小学实际问题、中国教育改进问题、乡村教育及幼稚教育；发动全国儿童通信运动、良师兴国运动；举办过两次展览会——健康教育展览会、公民训练展览会；与江西省合办了暑期讲习会。与此同时，中华儿童教育社作为国内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幼稚教育学术团体，还参与了###编修小学课程、修订各种师范课程等工作。
1936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七次年会在江西庐山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发起了“良师兴国运动”。
陈鹤琴等组织者作为该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运动的口号：（1）复兴国家，必先改进教育；（2）改进教育，必先多得良师；（3）作为良师，必先努力修养；（4）欲多良师，必先安定生活。
该运动的六大信条：（1）复兴民族，保卫国家；（2）敦品动手，转移风气；（3）爱护儿童，尽力教养；（4）注重实用，讲求效率；（5）急公好文，敬业乐群；（6）锻炼身体，研究学术。
当时，战争日益迫近，国难频生，社会凋敝，生活艰苦，一般青年多不愿投考师范学校当教师，在职教师也因生活不稳定，造成大量流失，直接影响到各种教育的开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乡镇。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对此感触甚多，他们向当局呼吁，希望政府能了解“培养良师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保障小学教师生活。他们要求：（1）维持小学教师最低限度之生活待遇，保证按月发薪，不折不欠；（2）实行年功加俸及地区加俸制度；（3）保障小学教师子女有求学上进的机会；（4）保障小学教师疾病衰老时生活的安全及身后家庭生活的安全；（5）小学校应附设教师家庭住宅。
然而，教育家们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响应。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对于政府的此类期待无不将逐一落空。
1937年7月后，因抗战爆发，中华儿童教育社随政府机关西撤重庆，陈鹤琴在参加第七届年会之后，不再继续参加该社以后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该社迁回南京。在1948年刊印的该社第十二届理监事名单中，陈鹤琴仍被推选为常务理事，理事中有俞子夷、张雪门、胡颜立等人，马客谈担任该社主席。1949年上半年，随着国内局势变化，该社总社的活动终止，其曾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产生过的广泛影响，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地被人们淡忘。
三 欧洲之行（1）
1934年7月28日，陈鹤琴以私人休假名义，从上海登船前往英国，开始为时7个月的欧洲之行，与他同行的有马客谈和陈剑恒。欧洲是古代和近代哲学、经济、文化、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也是近代科学和工业的摇篮。欧洲是新教育的圣地，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和20世纪初的蒙台梭利所创造、传承的现代幼稚教育理念，对现代幼稚教育、家庭教育和幼稚园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陈鹤琴第一次到访欧洲，他要亲身感受欧洲的社会环境，考察儿童教育，体验国际化的教育潮流与发展趋势。
陈鹤琴一行的首站是位于荷兰南部的蒂尔堡，这里地处欧洲中心，距巴黎400公里，距布鲁塞尔110公里，距伦敦350公里，是荷兰的第六大城市，也是欧洲工业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当地中国协会秘书长西尔科克先生上船迎接他们，并亲自陪同前往伦敦。陈鹤琴一行参观了伦敦的学校和教育机构，10天后转往利物浦继续参观，他们先后看了小学、幼儿园、男子中学、女子中学、职业学校、艺术学校等，造访了利物浦大学教育系，然后他们来到罗奇代尔市，参观了一所户外学校和幼儿园。当他们回到伦敦，又参观了玛丽？沃德幼儿园、玛丽？巴勒幼儿园等四所幼儿园和兰德尔路聋哑学校、比德尔斯学校、麦克米伦幼儿园、福禄培尔训练学院和伊顿公学。
在伦敦期间，陈鹤琴应邀向新教育学会会员作了题为“中国教育之发展”的报告。他还先后访问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在英国，陈鹤琴将考察重点放在教育制度上，包括视导制度、奖学金、学校的医疗服务及初等教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