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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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金兵用云梯登城，守兵仍在城上、城北拼死巷战，“杀伤贼甚众”，一贵被射中目，“不能战”，外援又不至，乃向北跪拜说：“臣力竭矣”，自刭而死。罗一贵仅只率兵三千，便能坚守孤城，“相持两昼夜”，击毙敌兵数千，前所未有。方震儒为此专奏说：“西平之战，罗一贵有大功，杀贼数千，以身殉国，从来所未有”。《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后一贵被追赠都督同知，世荫副千户。
第二节 西征广宁（7）
如果总、副、参、游诸将，皆能如罗一贵这样以身殉国，拼死血战，那么尽管明军为救西平，从广宁、镇武、闾阳发兵往援，也不会一战即溃的。可惜的是，由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错误领导，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致使将士多无斗志，官民纷思逃窜。
想当年，开铁失守，辽东大震，熊廷弼就任经略后，立即察边情，修城堡，备器械，集粮饷，调军马，数月之内，使辽阳、沈阳两城固若金汤，战将云集，大兵屯驻，马上就转危为安了。而现在，王化贞掌权之后，唯知罔言欺上，“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广宁重镇未加固，镇武、西平要塞未扩建，海运米豆百余万石，青草一千数百万束，分置右屯卫和觉华岛等地，未运至广宁，使得城池不牢，粮饷不继，军纪不整，“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骑马倒毙。这种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局面，在精神上使广宁军民受到严重打击，人心不定，将无固志，纷欲逃走。
天启元年十月，辽东监军御史方震儒叙述广宁情形说：
河西兵将，见河冰不开，夷情紧急，人人备好马思逃，而又愁经臣把住关门不放，于是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差人看觉华岛者，臣密察之，情状甚真，而监军道亦数为臣言之也。
广宁城中，富家大户尽数西奔，提督王威又中风不起，一切兵马漫无头绪，且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臣虽有挑兵之谕，而至今未挑，以兵马逐村就食不便挑也。抚臣心慵意懒，三监军皆杜门，河西安得不危。《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兵部侍郎王在晋，亦上奏说： “今河西兵十余万，全无固志，一望虏兵，即思逃遁。”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
督运军器至辽的工部主事张廷玉，“亦以出关所见人无斗志，纷纷思逃情形入告”。《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因此，由于王化贞的虚夸、浪战、轻敌、无能和懒散，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恶果，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这才是造成广宁失守，明军惨败的根本原因。
王化贞的昏庸笨拙，不分忠奸，任用非人，也是促使明军失败的重要因素。王最信任孙得功，孙系辽人，王招募辽民为兵，“出孙得功于狱，用为辽人帅”，“倚为心腹”，而孙却早有降意，终于败坏了战事。
正月二十日金兵攻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之计，发广宁军七八万，令孙统领，往会驻闾阳的援辽总兵祁秉忠，前援西平。熊廷弼亦檄令驻镇武的辽东总兵官刘渠，撤营赴援。三处兵合共有十万左右，比金兵还多，本来是可以决一死战的。但是，二十一日，双方交锋于平阳桥，刚一接触，孙得功即将所领兵士“开阵两分”，率先退走，“众遂大溃”，尽管刘渠、祁秉忠、刘征等奋勇冲杀，亦难挽危局，相继战死，明兵大败。二十二日，孙得功一还广宁，立即倡言金兵已近，即抵城下，城内虽有守兵一万六千余，但被孙得功等煽惑、恐胁，尽皆弃城而逃，“城中大乱”。孙得功、黄进等，封府库、火药库，备龙亭，欲生擒巡抚降金立功。在这兵民逃散，叛贼猖獗，危在顷刻之时，一向自命为精明练达有经国纬世之才的辽东大帅王化贞，却如在梦中，一无所知，静坐卧室，观书自娱，不是参将江朝栋闯入府内，挟王急逃，就将成为后金俘虏，斩首教场了。
孙得功、黄进（守备）等，把守广宁城门，遣七人请降，努尔哈赤在西平堡分赏官兵，二十三日离西平，二十四日至广宁，孙得功等率士民于城东三里外望城岗，抬龙亭，设鼓乐，执旗张盖，叩见“太祖”。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1）
一、 抗金斗争的历史背景
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下沈阳、辽阳，第二年正月取广宁，八旗军进驻辽东地区，辽东军民反对后金汗、贝勒的斗争，也就迅速地开展起来。
辽东地区，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在此地居住，战国时归燕管辖，秦设辽东、辽西二郡，汉初沿袭。魏置辽东五郡，隶平州，唐置盖、辽二州及九都督府，统于安东都护，后为渤海国。辽、金为东京，元改为辽阳路，设辽阳行中书省。明置辽东都指挥使司，革所属州县，设定辽、广宁、义州、东宁、宁远、海州、沈阳、辽海、铁岭、盖州、复州、金州等二十五卫，又置安乐、自在二州。按每卫编制五千六百名兵士计算，达十四万名，连带随营的余丁、家属，约数十万。明又令军卒屯垦。洪武二十七年（1394），命辽东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随即改为全辽官军八分屯种，二分守城。永乐十二年（1414），变为三分之二守城，三分之一屯田。洪永年间，辽东军屯多达二百五十余万亩，年征屯粮七十一万余石。屯军的辛勤耕耘，农民的艰苦开垦，使得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十分迅速。
辽东资源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卫皆有盐场、铁场，辖煎盐军、“炒铁军”数千名，年征额盐三百七十七万四百七十三斤，岁收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还有大批兵民私自开办的民营矿场。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计策时，力主招募矿徒，建议对能聚一千的头目委署都司，能招五百人的委署备御、守备，这样，“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也”。一下子就能从矿徒中招兵数万，可见矿徒之多和民营矿业的发达。
《辽东志》总述明初到明中叶辽东社会生产发展情形说：“辽物产之丰，繇来尚矣。国初疮痍新愈，民习勤苦。百余年来，兵戢不试，事简俗质，是故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时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兴旺起来，城市经济十分繁荣。以中小城市抚顺而言，它专与建州女真贸易，商业发达，商贾较多。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定下计策，先令人传言，“明日有三千达子（女真）来做大市”，诱哄商民出城贸易。取城以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以“七大恨”之书付给，令彼带回，可见抚顺商业的发达。比抚顺更富的城市，还有很多。像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素为“膏腴之地”。开原，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金钱财货，……何止数百万”。沈阳、辽阳两大重镇，兵民数百万，商贾云集，十分繁华。明经略熊廷弼说： 如努尔哈赤“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明宁前道王化贞报告金兵取辽阳后，七天内，大杀兵民，“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礼科给事中周士朴亦上奏说：“奴杀西兵二万，复杀商贾五六万。”财富之多，商贾之多，充分表明了辽东诸城的富庶和农、工、商业的发达。
辽东地区，久已实行封建制。屯军领种官地，交纳屯粮，充当夫役，遭受国家和军官的盘剥。地主阶级猛烈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役使佃农耕种。民人或系佃农，承种官将豪绅田土，交纳私租，或系自耕农、半自耕农，上交国赋，从事力役，皆摆不脱繁重的封建租、赋、徭役的压迫。
赋重差烦，官将贪酷，豪强欺凌，实难容忍，辽东军民奋起反抗。从正德年间以来，辽东军士、余丁举行的“兵变”，就十分频繁，先后发生过反对刘谨党羽户部侍郎韩福丈田苛刻、辽东巡抚吕经贪酷虐民的兵变，“殴逐委官”，执缚巡抚，押解游街，批打其颊，“窘辱备至”。这些大规模的“兵变”，狠煞了地主、官将的威风。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遣尚膳监监丞高淮，往辽东开矿征税。高淮极端贪残，无恶不作。他盘剥军卒，“扣除军士月粮”，将羸马散给士卒，勒收“好马之价十倍”。 他“借税杀人，黩货无厌”，带领数百家丁，从前屯卫，到辽阳、镇江、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地，“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数十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辽东税监高淮揭》。辽东巡按肖淳指出： 高淮到辽以后，“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歌谣，痛斥高淮的残忍说：“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辽东军民愤恨异常，猛烈反抗。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入辽，六月就激起开原民变，“比至开原，严利激变”。九月，又爆发了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领导的抗拒开矿的民变。第二年六月，其委官廖国泰，又“激变土民”。三十六年四月，又爆发了前屯卫兵变，前屯卫“各营男妇数千人”，愤怒打死高淮党羽汪政，“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五月，大学士朱赓叙述辽东时局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六。第二月，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狼狈逃窜，进入关内。明帝不得不下诏，指责高淮“骚扰地方”，“扣克军士粮饷”，命即回京。逞凶十年的高淮，终于在辽东军民强大斗争的压力下，滚出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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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2）
二、 反金斗争蓬勃开展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后金军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金军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