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联合国高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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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典、巴西、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乌拉圭的十名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外加一些来自美国、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的顾问及为数众多的助手。中国建筑师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中没有非洲国家的建筑师，而巴西建筑师Ｎｉｅｍｅｙｅｒ因系共产党人，被美国拒发签证未能来到纽约。关于联合国大厦的建筑风格，建筑师们有过争论。法国建筑师Ｌｅ Ｃｏｒｂｕｓｉｅｒ 原来的设计是桩柱形；澳大利亚的Ｓｏｉｌｅｕｘ反对板式摩天楼，认为此类建筑固然省钱，但风格过于实际，称不上是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物；瑞典的Ｍａｒｋｅｌｉｕｓ则赞同板式；我国的梁思成也赞成板式，认为板式建筑最有利于获得阳光，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最有利，并说，别害怕让建筑物本身来表达自己的风格吧！于是，板式建筑方案就定下来了。据说，在最后被一致同意的蓝图提交会员国代表们讨论之前，曾经提出和推翻的草案有８０个之多。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设计方案，当天举行了奠基典礼。这一天，召开了露天的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出席大会并致辞；１９５０年８月，部分建筑竣工付诸使用；１９５１年６月，全部完工；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在新的会议厅举行。
至今，这座大楼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普遍性组织的象征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由于建筑材料的过时，设备的落后，管理和维护费用的昂贵，大楼存在诸多安全隐患。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联大通过了一项庞大的计划，决定对大楼进行全面翻修。该计划预计耗资１２亿美元，由美国政府按照５．５４％ 的年利率向联合国提供为期３０年的贷款。待工程全部结束时，联合国总部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眼前。
联合国由六个主要机构组成：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处。秘书处的职责是为前五个主要机构服务，执行它们制定的方案和政策，并负责联合国的日常行政管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任时，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总部有以下部门：秘书长办公室，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特别政治问题办公室，政治与大会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法律事务部，政治与安理会事务部，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托管及非殖民化部，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行政与管理部，会议服务部，新闻部，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办公室，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大会，秘书长###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等。联合国秘书处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分别设有办事处，以日内瓦办事处规模最大。联合国还有五个区域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理事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在秘书长的授权下运作，由联合国提供经常预算，向经社理事会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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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东河边的联合国总部（4）
人们通常说的联合国系统包括三个方面：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附属机构；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的附属机构有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２０个组织。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有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１５个组织，它们有各自的理事会和预算。联合国系统有一个行政协调委员会，由秘书处几个大的部门、较大的附属机构及专门机构等共２６个方面的最高行政领导组成，秘书长任主席，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该系统面临的实务与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该委员会２００１年改名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长官协调委员会，成员增至２８个，会期及活动方式也适应形势做了一些变化。
秘书长是联合国首席行政长官，任期五年，可以连任。我１９８０年到联合国任职时秘书长是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１９８２年，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接任，连任至１９９１年底，然后是埃及人布托斯·加利。现任秘书长是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ｎｎａｎ），他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秘书长。他早在１９６２年即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到总部之前，先后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机构任职。他当选后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就任，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９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他连任下一届秘书长，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开始第二任期，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届满。
秘书长以下人员的职衔和级别是：副秘书长（ＵＳＧ级）、助理秘书长（ＡＳＧ级）、司长（Ｄ－２级）、特等干事（Ｄ－１级），然后是各级专门人员职类（Ｐ类，从Ｐ－５到Ｐ－１级），在国际范围征聘，和一般事务人员职类（Ｇ类，从Ｇ－７到Ｇ－１级），就地雇聘。此外，联合国还在国际上征聘为数有限的技术援助专家和外勤事务人员。技术专家的级别从L—7至L—1，外勤事务人员的级别从FS—7至FS—1。联合国总部的副秘书长一般每人负责一个部，日内瓦、维也纳及内罗毕几个办事处各由一名副秘书长主持工作。（见附件一）
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国缴纳的会费，其他经费来源包括自愿捐款、出租房屋及出售邮票的收入等。会费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收入宽减和外债宽减等因素为基本依据进行分摊，分摊方案由会费委员会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和调整。一国的摊款最高不超过会费总额的２５％，最低不少于０．００１％。美国会费摊款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总预算的２５％，本世纪初减至２２％。根据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联大第５８／１号决议所附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除美国外，摊款较多的国家依次是：日本（１９．４６８％），德国（８．６６２％），英国（６．１２７％），法国（６．０３０％）。我国是２．０５３％，居第九位。维持和平行动费用不在经常预算之中，各国缴纳数额参照会费的分摊方案，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摊款所占百分比增加２０％。
许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拖欠会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经济困难或战乱等无法控制的情况，另有的则是借以表明某种政治态度，谋取政治利益，如美国就曾以拖欠巨额会费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力图影响联合国的决策。１９９８年，当时的１８０多个会员国中只有大约１００个缴足了全额会费，会员国共欠联合国现期和逾期摊款超过２５亿美元。近些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２００５年，拖欠会费的国家有１７个，多为经济困难的小国或处于战乱中的国家。
由于经费短缺及本身活动不断扩大和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就处于财政危机中。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省开支，秘书处的机构多次进行精简改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０００多人减到世纪之交的８９００人。但另一方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联合国的活动又不断扩大。例如，近年来在安理会下就先后设立了处理海湾战争后赔偿问题的赔偿委员会及对伊拉克的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法庭等机构。２００１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被炸毁的“９·１１”事件后，又新设了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委员会。我任职时期，介于秘书长与各副秘书长之间，曾有一个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职位，负责协助秘书长协调秘书处经济和社会领域机构之间的活动，后来精简机构，这个职位被取消。现任秘书长安南当选后，在秘书长与副秘书长之间又另设了一个常务副秘书长的位子，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内部监督事务办公室，负责在秘书处内部促进更有效率的管理，消除浪费、舞弊和管理不善。此外，由于形势的需要，还设立了一个伊拉克方案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的机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分分合合，变动频繁。到２００４年３月，秘书处在纽约总部的部门有：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督事务办公室，法律事务部，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大会与会议管理部，新闻部，行政与管理部，最不发达、内陆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代表办公室，安全协调员办公室，麻醉药品控制与预防犯罪办公室等。
曼哈顿东河边的联合国总部（5）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聘用及待遇
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聘用有以下几个途径：通过考试录用；征聘；会员国政府推荐；从其他联合国机构调进。高级职员中不少是由会员国政府推荐的，叫做借调人员，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是征聘的。据最新的统计，秘书处属正常预算下的工作人员大约８９００名，来自１７０多个国家。联合国职员中，Ｐ级以上人员的聘用根据各国所缴会费的比额按地域分配，其中专门从事口译或笔译者的招聘不受地域名额限制。美国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数目超过任何其他会员国，高级职位也多。至于Ｇ级人员，是在当地招聘，不受地域名额的限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初，尽管当时经济处在困难之中，我国仍沿用旧中国时期分摊的比额，主动承担了４％的会费，１９７４年达到５．５％。按照这个比额，中国可以有相当数目的人到联合国任职。但当时，除去不占地域分配的中文口译、笔译和Ｇ级人员（秘书和中文打字员），中国籍的官员屈指可数，高级职位更少。由中国政府推荐去的仅有担任主管政治事务、托管与非殖民化部的副秘书长唐明照和他的特别助理等少数几人，属按地域分配任职人员数额不足的国家，其原因是我们对联合国的人事制度缺乏研究和“左”的思潮的影响。接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一次与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大使交谈中建议中国多推荐一些人去联合国工作，这个问题才引起我国外交部的注意。那以后，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推荐了一批人员去联合国总部任职，其中任Ｄ－１级职位的就有五六人：陈鲁直、马隆德、汤兴伯、崔烈、邱应觉和我等，还有新闻部的邢洚，是Ｐ－５级。但过了不久，由于我国当时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根据联合国确定会费分摊的原则，联合国大会通过将我国缴纳会费的百分比下调到０．７９％，后来最低到０．７２％。会费比额降低是经过争取实现的，但就联合国按地域分配的职员人数而言，我国从此变成了“超员国”，加以联合国长期陷于财政危机之中，进人不易，属中国地域分配下的职员日益减少。尽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分摊的会费比额逐年提高，但联合国近年来多次精简机构，在任的中国职员又陆续达到退休年龄而离开，高级职位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