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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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4）
史：这样看来，您在青年时代能跟着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求学，也是有着非凡奇遇的啊！
冯：这就是缘分啊！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边，亲近他们。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大家都没有钱，但是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怕传统文化的传承断绝在自己手里，也愿意把他们的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教出来。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老师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后来我在监狱里面，一待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那里受到的教育、获得的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地体会。这八年监狱生活确实相当于“闭关”，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靠着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我才能平安地从监狱里“活”出来。
史：我知道您在上世纪80年代，除跟本光法师学习以外，也跟贾题韬老先生很亲近，算得上是贾老最看重的学生。贾老曾经跟南怀瑾的老师袁焕仙老夫子一起创办维摩精舍，是现代佛教居士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精通禅宗及法相唯识净密诸宗，在道家的丹道功夫上也非常出名。谈谈您跟贾老学习的情况吧。
冯：我最早认识贾老是在1974年，但真正亲近他老人家，是1983年从监狱里出来才开始的。贾老算是我在学修上的“博导”。记得李绪恢老师带我去见贾老的时候，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在禅宗上有较高的造诣。贾老对我一点也不客气，完全是一个老禅师要跟我见“真钢”。他问我：“你给我说说看，你现在都有什么见地？”我当时很年轻，胆子也大，就上前一步大声跟贾老说：“好，您听着！”结果半天没有下文。贾老很奇怪，就又问：“我听着呢，你说啊。”我接着大声说：“我早就说完了！”贾老很高兴，说：“好！年轻人，有来历！”从此贾老对我也就另眼相看。那时候刚恢复宗教政策，贾老已经七十多岁，也是刚平反不久，担任省佛教协会的秘书长。从那时起一直到1995年贾老去世，我差不多都跟在他身边，一边学习一边当助手。1987－1988年期间，贾老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那时贾老住得远，交通很不方便，我就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加了一个座，变成了一辆简易的人力三轮，成都人叫它“火巴耳朵”。我每周到时间就骑上“火巴耳朵”去接贾老上课，上完课又骑车送贾老回家。贾老的《六祖坛经》，就是我根据当时的讲课录音一字一句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出版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很受欢迎，不断再版，是目前众多《六祖坛经》里讲得最好的一本。
史：大概整个80年代您都是在求学中度过的吧？除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贾题韬老先生，您还亲近了哪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呢？
冯：当年成都维摩精舍那一批跟袁焕仙老夫子学习的老先生，我差不多都亲近过，包括恢老（李绪恢老先生）、岱老（杨光岱老先生）、申老（李自申老先生）、高老（邓岳高老先生）、生老（李更生老先生）等维摩精舍诸老宿。我后来写了一篇《忆维摩精舍诸老宿》，介绍维摩精舍的几位老先生是怎么走的，可以说都走得很精彩。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你可以去看看。恢老是南怀瑾先生的师兄，是他老人家介绍我认识其他老先生的。
史：我记得您曾专门谈起过在杨光岱先生那里求学的事情。
冯：对。在维摩精舍诸老宿中，杨光岱先生在禅修上令我受益最多。熟悉维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杨光岱先生是袁焕仙门下“一棒三大士”之一。袁老太爷灵岩“打禅七”的时候，杨光岱先生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什么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就跟着袁老太爷“打禅七”。有一天他去小便，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在寺庙里面住，还要跑到外面厕所去。突然，有一条狗扑过来，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么一下，哈，他顿悟了！###见性了！当时袁焕仙老先生打了一个“禅七”，就有南怀瑾、通宽和杨光岱三位开悟，真是了不起！我见到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他也是七十多岁了，目光内视，禅修的确令人赞叹。他后来得了肝癌，却没有一点痛苦相，眼神和表情永远是安详的。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赤贫状态，没有钱，但还是想方设法给他找一点好药，弄一点人参之类补一补，但是他也不吃，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基本不去医院，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5）
除了维摩精舍这一批老先生，当年还亲近了其他一些老和尚、老先生，比如离欲上人、遍能和尚、王云舍老先生等。
四川佛教界的编外“主力队员”
史：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您就参与四川省佛教界的一些工作了吧？
冯：是的。当时国家各方面都已经走入正轨了。1988年，四川省佛教协会要修《四川省宗教志》，贾老点名让我参与佛教卷的编撰，一共也就两三个人，于是把我从人民商场营业员的岗位上借调出来。我是一个快手，一面广泛搜寻资料，一面勾勒纲要，最后综合定稿。就这样，经过这个小小的编修班子的努力，仅两年多的时间，这部《四川省宗教志》的佛教卷便顺利完成了。那时候，贾老想以此为由，将我的工作关系正式调入省佛协，但是因为我在人民商场是工人，省佛协必须是干部才能进。那个时候工人转干部是多难的事啊，所以也就没能进入省佛协工作，一直是佛协的编外“主力队员”。
史：您主持编修的另一部四川禅宗史料文献《巴蜀禅灯录》，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吧？
冯：当时编《四川省宗教志》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四川禅宗史料的收集。依照清代《锦江禅灯》的目次进行审核时，发现其中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缺漏，一些对我国历史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也被漏掉了。于是感到有必要重新编写一部全面的四川禅宗史，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完整地保存和流传。这个想法得到了省佛协和省宗志办的赞同，《四川省宗教志》完成以后，马上又成立了《巴蜀禅灯录》的编写组，除我之外，还包括赵立明、赵嗣沧、杜大威、张妙首等人。全书历时一年便告完成，一面世，便被誉为中国禅学典籍中最全面、最丰富、最成系统的地方性禅宗史料长编。其中我撰写的近三万字的长篇导言《四川禅宗史概述》，得到了贾老、龙晦教授等前辈的首肯。数年之后，我第一次跟广东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见面，老和尚说，原来你就是编写《巴蜀禅灯录》的那个冯学成啊！于是马上就邀请我到云门佛学院去讲学，后来又推荐我到河北省佛学院讲学。我跟佛源老和尚的缘分非常深，这些年跟他老人家也学了不少东西，当然不仅是在学问上，更是在人格和精神上。2001年，佛源老和尚将云门宗的法脉传给我，我便成了居士中唯一得了老和尚云门宗法脉的人。
史：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为四川省佛教界做了那么多的事，但您还是人民商场的营业员啊，这个工作矛盾是怎么处理的呢？
冯：其实我现在的身份，都还是成都人民商场的退休营业员。从1992年四川省佛学院成立开始，我利用休息日去佛学院上课。那时，佛学院的院长遍能法师邀请我去那里讲课，也开了不多的报酬。另外当时我也有多部书稿在计划撰写当中，再去站柜台实在是浪费时间。好在1995年，还是遍能法师出面，亲笔给人民商场的领导写信协调这个事情，结果商场网开一面，让我“留薪留职”，我的人事关系等仍留在商场，工资照发，也可以不去上班，算是商场支持了传统文化事业，就当是做了一场“功德”。
史：您后来又写了哪些著作呢？
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边给佛学院上课，一边陆续撰著了《环境忧思录》《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棒喝截流》《心灵锁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等十余部书，内容涉及社会学、佛教思想文化体系、禅修见地、禅文化等方面，算是在中国佛教文化圈内有了一定的影响。2000年以后，我又写了《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两部大部头的书，在国内外的佛教界和禅学界的反响很强烈，算是自己动笔所写的书里边最得力的两部书。《云门宗史话》是应佛源老和尚之嘱而写的，对整个禅宗云门一脉的盛衰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对云门禅法的切身体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则是应净慧老和尚之嘱而作，算得上是我对赵州禅法的纯个人式的禅悟体验。
史：对了，传说您在上世纪90年代差一点就出家当了一个寺庙的方丈。这是怎么回事呢？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6）
冯：这个事情很有传奇色彩。我在1988年编修《四川省宗教志》的时候，认识了乐至报国寺的离欲老和尚。离欲老和尚的一生非常传奇，他的师父思摩上人，人称“摩师爷”，行事怪异，说话颠三倒四，看起来疯疯癫癫的，是一个类似于济公和尚的人物，传说年寿高达两百余岁。我见到离欲老和尚时，他已经一百多岁高龄了，平时精神内敛，深不可测，偶尔抬眼看人，目光如电光一样射过来，令人不敢正视。每当有人去问佛法，老和尚都说：“莫妄想！”弄得问话者不知所措。我胆子大，爱东问西问，对老和尚只感到亲切，不感到害怕，老和尚对我也很好。1992年4月的一天晚上，108岁的离欲老和尚一切作息如常，却突然要求口述电报发往省佛协：“成都文殊院省佛协志编室张妙首：我欲病危，有寺庙经济重大事情商计，希你与冯学成速来。乐至报国寺离欲电。”我们一大早匆匆赶到报国寺，但老和尚已经坐化了。老和尚的弟子说要我们其中的一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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