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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我和爷爷熊庆来-第13部分

小说: 我和爷爷熊庆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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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担3J前胄∈币惶顺怠8喜簧瞎财稻鸵谄嫡镜劝胄∈薄5轿髦泵乓院螅倩怀�7路公共汽车,到丰盛胡同政协礼堂。总共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从家到政协礼堂。
  爷爷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每次由小脚的奶奶扶着去赶汽车。从家走到车站,然后挤公共汽车,还要换车,比年轻人要多花四十分钟,种种的困难难以想象。有时会议在下午举行,来不及吃饭,奶奶就包两个冷馒头去吃。天晴时还好,遇到刮风下雨,两人全身都淋得湿透了。下雪天就更糟糕,路上又滑又冷,就算这样,爷爷也没有误过一次讨论会。
  幸好周围的人都关心着爷爷。那些年,大家学雷锋,都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都想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一次爷爷和奶奶去赶公共汽车,快到车站了,但公共汽车已经开动了,司机发现奶奶正在费劲地扶着爷爷赶来,他就把车停下来,接着售票员跳下来,几步跑过来,要背爷爷。爷爷因半身不遂,右边的手不能动,不能扶在售票员的身上,所以他婉言谢绝了售票员的好意。于是售票员只得一手扶着爷爷,一手扶着奶奶赶上公共汽车。事后爷爷一再要小叔叔写信给他们表示感谢。
  爷爷的学生和朋友见爷爷乘公共汽车进城参加政协的小组学习,心疼地说:“熊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用去城里参加学习了。”他的学生严济慈先生和华罗庚先生只要碰上爷爷去北京城里,都要亲自用汽车将爷爷和奶奶送回家。
  有的科学家还向数学所反映,应当给爷爷派一辆小车。数学所的领导来家里解释说,数学所建制小,只有一辆汽车。并说,以后爷爷外出时,向所里打一声招呼,以便所里派车。但是爷爷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要车。
  为什么爷爷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去参加学习?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1959年,我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渐渐感到以前忽视政治的错误,逐渐认识到昔日受国外的影响,使自己超然于政治的态度的不当。于是我自愿地请求参加政协小组学习,愉快地一直参加到现在。通过这些学习,我渐渐提高了对政治的认识,愈加觉得我政治水平之不足。我感到,我虽数十年过的是学术生活,但是不免有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欲昂然立于今日的新社会,不能不求改造。最近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爷爷这里只不过是谈到思想认识。在私下,爷爷还常常谈到他参加政协小组学习后,自己感到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政府机构认真听取他们好的建议,作出改进。因此他后来提出不仅仅要在政治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在科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很重视他的建议,曾经问过他,具体有什么样的建议、措施等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6)
和全国人民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秋,很多地方出现灾情,听说有些地方收成不好,有些地方的粮食收不上来,老百姓挨饿了。为了克服困难,北京各单位的职工利用边角余地种了些秋天作物。中关村的沟边、路边和空地上种起了红薯和白菜。我们学校也种了不少蔬菜,小叔叔他们学校种的是胡萝卜。奶奶也利用屋后的空地,种了一些红薯。
  这年年底,粮食供应紧张起来了,全国开始减粮食定量。除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在卡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开始减少,肉类已经不供应。学校开始实行自报粮食定量。同学们为了响应号召,都把自己的定量说得很低,一个比一个压得低。后来据说中央不让学生减低粮食定量,说:“年轻人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这才阻止了学生减低粮食定量的盲目行动,相反地提高了我们的定量。按规定,当时北京市民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市斤,但是我们女学生是每月三十二市斤,男学生是每月三十六市斤。个别的有三十八市斤到四十二市斤。爸爸来信说,云南也让每个人自报定量。他们矿上有一个工人平时一个人干四个人的工作,他的饭量很大,于是特别给他一个月一百市斤的定量。
  国家还给重点科技人员保证粮食定量及供应,爷爷的定量没有减,每个月有三十二市斤的定量,而且每个月或节日都有额外的食油和肉的供应。爷爷非常感动,为了帮国家分担困难,也要求减粮食定量。他说:“你们年轻人正在长身体,不要减得太多了,我倒可以减一些。”数学所没有同意,说他身体不好,说服了他。爷爷减粮食定量没成,就尽量去帮助别人。数学所的司机老杨因爱人没有北京户口,常常需要买高价粮。爷爷奶奶就节省下粮票给他。爷爷不抽烟,有时政协有供应的烟,爷爷就买下来给他。
  尽管国内有灾荒,但是整个国家没有混乱,社会秩序很稳定,物价也很稳定,也没有小偷。一次我们去北京展览馆看节目,爷爷奶奶忘了带戏票,让我回家去取。回到家,一看锁了门,奶奶忘了给我钥匙,还好玻璃窗没关,我就从纱窗边上的一个小洞,伸手进去,把纱窗打开,跳进去。取了戏票去找奶奶和爷爷,纱窗也就开着,也没被偷。那时候也不是仅仅我们家才是这样,很多人家都习惯不关门,不关窗。甚至在“*”中,我在云南勘探队工作时,我们的门上从来就没有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偷开始多起来,大家的门锁也越来越高级。
  爷爷说:“以前的政府里总有些贪官污吏借天灾来发财,借救灾来填自己的腰包,马上就会有人为的灾害,贪污、盗窃、抢劫就会出现。投机倒把的奸商也就会趁机抬高物价,老百姓就更遭殃。现在尽管有灾荒,但物价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稳定。哪有一个政府像今天这样,层层领导以身作则,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爷爷还和我讲起当年法国战后,经济很困难,于是法国人也只有周末才吃肉,没有黄油吃代黄油。我问他那么政府怎样控制,他说,政府也是发票,限量供应。我后来到了法国,听说当时法国人民也是用自力更生的精神来发展经济。缺什么就自己生产什么,最后还清了美国的“战争款”。
  我们101中学有许多高干子弟在这里上学,他们告诉我,毛主席也有很久没吃肉了,全国人民吃不上肉,他也不吃肉。有一个月,我们食堂吃发了霉的红薯干,听说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吃的一样。后来我们国家从加拿大进口白面,途经苏联,被他们换成“黑面”,这种“黑面”又难吃又不好消化。同学们称这种“黑面”是“赫鲁晓夫黑面”。我们食堂里吃“赫鲁晓夫黑面”,听同学们说,党中央领导人也吃“赫鲁晓夫黑面”。爷爷听到我讲这件事就说:“这就是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原因。共产党从上到下和人民同甘苦,人民拥护。国民党的官员发国难财,援助灾区的东西都进了他们的腰包。只要全国人民一条心,我相信这个困难不会持续太久。”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7)
那些年,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度过困难时期,没有任何特权。唯一特殊的是因为爷爷是有贡献的科学家,而且有病,所以他每个月有点牛奶,有一百克肉。每次去政协也可以在政协付钱就餐,可以吃一点带肉的菜。中关村小卖部里有时有面包出售,爷爷可以买到一些面包。因此说爷爷吃得比别人好,也不现实,只能说国家尽可能地照顾知识分子,爷爷有东西吃。
  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各个单位各有各的办法。科学院有些单位发明了人造肉,我没有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有人送了一些给爷爷,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很有味道。”小叔叔他们学校种的是胡萝卜,胡萝卜放在学校食堂给大家吃,叶子就分给大家带回家吃。小叔叔把胡萝卜叶子带回来,奶奶就把它包在包子里给我们吃,爷爷不敢多吃,怕含糖分太多,他只尝了一点,说味道不错。奶奶还把自己种的红薯剩下的红薯叶和藤煮给我吃,但是不好吃,无法下咽。姑姑说,在他们学校,是将红薯叶和藤晒干了,然后打成粉,和少量的面粉混在一起做成窝头,这样就能下咽。后来我去姑姑他们学校时,也吃到姑姑说的混合面的窝头,的确比奶奶做的好吃。姑姑他们学校有时吃的东西更差,一团黑黑的也不知是什么。因姑姑有病,学校有时还会照顾,给她点好的东西。
  在困难时期,我们一家都关心着爷爷的身体健康。平时吃饭,奶奶不让我吃肉和菜,让我们省给爷爷吃。因为当时蔬菜供应也很少,一天一个人三两白菜,一煮就剩一点点。在学校里,我们一顿饭只有一小勺菜和三两饭或窝头。秉慧姑姑把所有供应给她的东西都省下来给爷爷,这些东西现在说起来也少得可怜,有时只是节日供应的一两肉、一两红枣、一两木耳、半斤白面。可是在当时是好东西,是姑姑忍受饥饿,从口里省下来的,也是女儿对父母亲的孝心。有单位组织人去打野生黄羊,打了回来就分给大家,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我的小婶婶也得了一小块,她自己舍不得吃,连忙拿回家给爷爷。
  在法国的二叔在报纸上看到国内有饥荒,于是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些吃的东西寄给爷爷。当时国内有政策,凡是从国外寄外汇,有奖励,可以到外汇商店,用外汇券购买食品或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因此二叔后来改寄法郎给爷爷,使爷爷有时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外汇商品。但是爷爷知道二叔有四个孩子,在国外供养四个孩子的学习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何况二婶又不工作,因此爷爷也尽量不去麻烦二叔。
  1961年以后,国家调整了一些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生产的东西仍是不够,老百姓手上又有大量人民币,这就造成人民币和生产的东西之间的不平衡,据说这样的失去平衡会引起通货膨胀。为了回收人民手上的人民币,由国家供应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价格比正常的点心、糖果高许多倍,质量当然也好得多。正常的糖果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当时是每人每月二两糖,但是高级糖果可以随便买。正常的点心是凭票供应的,高级点心只要用粮票就可以买到。开始时只是在政协可以买到,后来到处都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这样进行人民币的回收,果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8)
当时各地一些有名的饭店供应一些高级饭菜,目的也是为了回收人民币。北京的一些著名的饭店也供应一些传统的饭菜,但是价格不是一般地贵。有一次爷爷奶奶请严济慈先生和夫人在北京全聚德吃烤鸭。奶奶觉得自己带了足够的钱,点了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饭后严济慈先生有会议,必须先走,走前他看了看吃的东西,问奶奶有没有带足够的钱,又留了一些钱给奶奶。结果一算账,要六十多元,这相当于当时大学老师小叔叔一个月的工资,奶奶才大吃一惊。
  1961年,妈妈突然由昆明来到北京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我病了,很担心,于是叫上两个妹妹就出发来北京。由于仓促,她没有带够粮票,加上灾荒年路上没有吃的,挨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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