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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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英雄的结果罢了。时局在变化，每一个人就如水泥绞绊机里的一粒沙子、一可石子、一滴水珠，人生的定位有时是身不由已的。

　　不算顾顺章亲自教导的南京细柳巷41号那一个培训班的话，在国民党政权内最先正二八经地举办特工培训班的是肖赞育与康泽。肖赞育征得蒋委员长同意，把在南京各军校的270多名毕业生，在分派工作之前留了下来，组成了一个特别研究班。由康泽任班主任，肖赞育为副主任，石明峰被聘为兼职武打教官。这个班就设在明瓦廊军委会的正训处。他们对这200多名军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特工思想、技能专门培训。这个时期的康泽，与戴笠一样是最受蒋委员长器重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在为委员长培植亲信与忠实走狗上，是颇有一套理论的，也是最有成效的。

　　康泽搞的这个特训班，思想方面的教学内容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着重强调中国是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发展而来的宪政国家，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特殊时期，只能要一个政党，也只能有一个领袖，中国才可能有凝聚力，着重培养党员对蒋委员长的忠效精神；加强*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中国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其它党派的那一套，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效忠委员长才是正确的救国之道；请刘健群、邓文仪、杨周熙这些极力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的高官及理论家来讲课，鼓吹战争战乱之际，中国也应当建立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实行一党专制，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把国民党以外的任何组织都视为反动派，应当坚决取缔与消灭；军事技能方面，教给学员格斗、擒拿、跟踪、审问、监视等一系列内容，每天进行专业操练；另外还让他们学习合作社知识，教他们如何做好财政工作，如何发展经济与贸易，想方设法让他们成为战时全才。

　　这个研究班开创以后，得到了蒋委员长的高度重视，他每周必到班上训话一次，主讲为人之本，倡导服从与奉献。蒋委员长对国民党党员须知、党纲、三*义理论、国际国内政局倒背如流，博大精深的理论在他这里深入浅出，搏得了学员们的阵阵喝彩，以其领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学员对他的尊崇。这些人结业以后，几个能写的去了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社；那些能讲的去了各军事学校担任了政训工作；一部分进了复兴社组织，一部分去厚生消费合作社做财贸工作去了；余下的绝大多数人，被派往了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做围剿红军的政训工作去了。国民党的政治工作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他与郑介民也马上开办了他们的第一期特务训练班。这个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三道高井的洪公祠内，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国民党特工培训工作，从此也走上了正轨。

　　开班不久，　明瑶即被戴笠调去做了专职教员。于1932年6月搬进了三道高井军校的学生调查处。开始了长期的潜伏。就在这一期训练班里，他们培养出了几个响当当的*精英人物。一个是陈恭澍，黄埔军校五期生，后来他成了军统局的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特工工作以后，始终战斗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所有*的重大行动，几乎全归他包干了；一个叫刘乙光，黄埔军校四期生。他一生只干了一件大事，就是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始终陪伴在张学良左右，俩人因此还培养出了极深的私交，他居然从一个看守人员干成了国军少将，这可以说是一段天下奇闻吧。还有翁一揆、　　廖宗泽、　田动云、庄骏烈、　戚南谱、　翁光辉、喻耀离、　陈致敬、　邱尧勋、杨英、王一士等人，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特工战线上的勇士。

　　明瑶在特训部担任了专职教官以后，他心里一直不能忘记杨淑敏，可是他又不能去面见她，于是他开始写信，把自己的思念写在信纸上，可是他又不能寄出去。毕业在即，他不知她的情况到底如何了，她是不是迫于家庭压力与钱营长将要成婚。她对我还一往深情吗，她现在活得怎么样，他实在管不住自己的思念，终于在一个礼拜天的黄昏，不自觉地再一次来到了首都师范大学。

　　他想找一找妹妹明月，以便从她这里得到一些杨淑敏的消息。他作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进出任何一所学校都是畅通无阻的，他来到明月的寝室，才得知妹妹与几个同学一起外出了。他很失落，一个人来到了街上漫无目的的溜达。正在这时，石明峰也来找明月，他们两个好朋友意外重逢了。

　　他们相邀来到了一家小餐馆，两人开始说起了近段的工作情况及其见闻。石明峰说，你与淑敏为什么没有发展下去了呢？

　　明瑶叹了一口气说，她早就与人家订过婚的，她哥哥不让她与我继续来往，我也没有办法呀。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们的思想为什么还这样封建？自己喜欢的人，就要排除万难走到一起才行啊。只要你们是真心的，还会有什么阻力呢？

　　话虽是这样说，可是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就不是那么好办了。我不可能找到他家里去，让他哥哥把她妹妹嫁给我，我现在只是一个穷光蛋，也没有资格去请求杨家把女儿嫁给我啊。

　　哎，说来说去，是你没有胆量！真想不到，你在情感上是个懦夫。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有时也是真的想冲破一切阻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我自己又做不到。你知道她最近的情况吗？

　　他们边吃喝，边谈论了起来。

019、国民政府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势必有一段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而处在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不论是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还是社会的底下层、平民百姓，不管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人生要做出选择。

　　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三大势力：一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二是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傀儡势力；三是*割据政权。中国人已存在一个听谁的，服谁管的严重问题。面对日本入侵者，有些人奋起抗争，有些人忍辱负重，有些人卖国求荣，有些人投敌叛国。有人听国民党的，有人听日本人的，也有人听共产党的，全国差不多乱成了一锅粥。就像热带非洲，一个沙漠水坑边的狮子、大象、鳄鱼，为争地盘与食物而大相争斗。

　　国民党虽然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国民的思想主流也是要求抗日的，可怎么抗法，就有了统一抗战、全民抗战、曲线救国、攘外安内、先安内后攘外等一系列的斗争。民众只要求政府抗日，可是怎么抗，他们就不管你是鸡蛋碰石头，还是鱼死网破了。蒋委员长介石先生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深远得多，当然表面上是从维护其统治——所谓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他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不怕对日本人妥协一点，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先消灭了共产党再说。

　　他多次对他的学生们说，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他们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相当发达，进入了现代化，我们两国的武器装备无法可比，一旦两国开战，我们的官兵在战场上几乎不能瞄准射击，我们的士兵还有许多人手中没有枪弹，只有挨打牺牲的份。前线牺牲完了，国民只能后退，退到最后再也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定，便是亡国灭种。我国现在能这样去拼吗？他的学生这才明白，政府不能这样玩光了的搞。委员长就是能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啊。

　　蒋委员长接着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暴行，又大兴文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种种法律，对我们汉人行施*。而日本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对朝鲜与台湾的*，比满人过之无有不及。不幸中山先生去世以后，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自己与敌人的了解，我们不能打光就算完事了，我们不能辜负总理与先烈们、祖国与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肩负着民族危亡的责任。现在日本人凭借他们现代化的军队，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太多的人反对我向后撤退，而颂扬十九路军的英雄们那种自杀式的抗战行为。好多人陶醉在他们那种个人英雄主义之中，可是，我要让他们去前线，他们就不会那么想了，好多人又怨我让他们去送死。

　　我担点骂名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中国此刻更需要无名英雄来为国家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我手上有中央军30万人，如果我的目标仅仅是去当一个让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亡的更大的历史性的后果的话，那我比他十九路军还要早就实现这个目标了。在朝鲜、在东北，我都可以以武力与日寇相争，也可以以身殉国。我认为个人的荣誉，比起国家的民族的利益而言，那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那更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的英魂！那样做，势必会将危机转嫁给我们的后人，这不是我蒋某人所选取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所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认为更应以民族大业为重。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忍辱负重！一心一意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准备做对日的最后决战！

　　因此，现在我决不轻言对日本作战。只要和平未到绝望的时期，为了争取准备的时间，我决不放弃和平。那么，什么是最后关头与绝望时期呢？我认为就是敌人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的亡国时期。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蒋某人也将孤注一掷！

　　国民政府正是是遵照蒋委员长这一思想，确定了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对共产党想快刀斩乱麻，绝不手软；对日本人则一忍再忍。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又大举向长城各口进攻，北平、天津告急。驻守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敌抗。国军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坚决抗敌，关麟征的25师在古北口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英勇的国军得到了国内民众的一致赞扬与声援。可日本关东军大举南下，中国军队后续不足，明显不敌，期待得到后方的大力增援。

　　可是此时，国民政府正忙于下大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于是对日本人只得一让再让，于5月份，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权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荒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日军可用飞机监督中国军队的撤退，中国方面要给予保护；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为非武装区。这样以来，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及热河四省，并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占领，使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占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地区打好了基础。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让亲者痛仇者快，引起了国内外民众与舆论的一片声讨。

　　1933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