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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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如此复杂，同时又那么简单。或者我应该就这么毒死自己？有时候真想那么干，这么说吧，我很想这么做，但却十分清楚自己不会这么做。为什么不呢？热妮娅和莉莉娅已经在读大学了，我却还得在这所学校耗上好多年，时间漫长得让人难以忍受。离我能轻松地说上一句“我要出门找朋友玩玩”还有很久很久。
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一次在尼娜的日记内容里做标注，作为反革命思想的证据。对他们来说，自杀的想法不是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症，而是反政府“犯罪思想”的一种堕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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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2日
妈妈到家时，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阿姨告诉我们，清晨6点，在一条小巷里，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被人杀害了。这件事没给我留下多大印象，一个小时后，我坐下来写日记时，早就把这事忘光了。
大约晚上10点的时候，传来很响的敲门声。“问问是谁再开。”妈妈去应门时我提醒了她一下。
“谁呀？”她问。
“我们。”姐姐们回答。
妈妈开了门，热妮娅和莉莉娅表情凝重地走了进来。“去奶奶的房间吧，我给你们留了点儿吃的。”
“不用了。”莉莉娅看也没看妈妈，用平淡的语调回答。
“怎么啦？你们怎么看上去这么难过？”
姐姐们径直去了她们的房间，我和妈妈跟在后面：“出什么事了？”
“等会儿再说……我说不出口。”热妮娅皱着眉头回答，莉莉娅把她的胳膊支在桌上，哭了起来。
“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你们的爸爸遇害了？”
“不是。”
“那是什么事？”
“说不定是姐姐的朋友万尼亚自杀了。”我想。
“快说吧，我快担心死了。”妈妈坚持要听。
“是舒拉的妈妈，她被杀了。”
“什么？我的朋友科列班斯卡娅？”妈妈悲痛地喊叫起来。
“是的，就在今天早上，他们还没起床的时候。她爸爸的头被割了下来，妈妈被斧子砍得脑浆四溅。舒拉还活着，但她可能……”
“是谁干的？”
“一个疯子，是他们的房客。舒拉醒来后看到这一切，尖叫着跑向窗户，可那疯子用斧子砍伤了她的脸。”
我站着，脸上神色平静，对这让人作呕的凶手，内心充满了一种奇怪而沉重的感觉，还混杂着愤怒——无尽绝望的愤怒。啊！这么可怕的事竟也会发生！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个名叫《诱惑》的故事，库普林写的。天哪，太可怕了！我得努力去理解发生的这一切，想象着舒拉在她妈妈受伤时对那疯子做出的回击。她昨天还来我们家玩过呢。15岁的她长着棕色的大眼睛，皮肤娇嫩柔软，是个漂亮愉快的女孩儿。她非常开朗，还有那么点儿小迷糊。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她家发生的事太惨了！她现在在医院里究竟怎么样了？
想到地球在发生了这种惨剧后仍在正常运转我就觉得生气。热妮娅准备画点儿画，莉莉娅去睡了，妈妈也在干别的事情——一切正常。真可恶！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真想杀了那个恶棍，他大概会因为是疯子而不被治罪。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在这件可怕的大事件发生之后，我自己那个小世界里的快乐和日常琐事，相比之下，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那次袭击可能如上文所述是一宗由精神错乱造成的刑事案件。但当时正值恐怖时期，男人、女人和小孩在各种不足挂齿的借口之下被残酷折磨和残忍杀害实属司空见惯。一个陌生人住在科列班斯卡娅的家里，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城市住房的稀缺意味着政府会把房客强制分配给拥有较大居住面积的公民。
库普林（1870－1938年）；俄国著名作家。小说《诱惑》（1910年出版）的主旨是关于偶然性的冥想，小说描写在多年的流浪后，丈夫决定回到他深爱的妻子身边，却又在最后的时刻丧命于他回家搭乘的那班火车轮下。
1932年10月27日
学校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廖夫卡？我好像不再喜欢他了。今天不止一次地，我察觉到他在瞥我时，除了觉得有点儿好玩儿之外就没别的感觉了，当我注意到他在看别的女生时，根本不想多加注意。总之，生活很没意思。
昨天去剧院看《炉台上的蟋蟀》。开始时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台剧，但是原创的舞台设计使整出剧起死回生。中场休息时，我和伊琳娜去了休息厅，混在穿着色彩明丽的丝绸礼服的人群之中。女人们爱梳妆打扮，但她们俗媚的破衣裳并没让我觉得有什么好看。
尼娜看的是由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改编、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演出的一出戏剧。十月革命后，剧院都被国有化，门票价格相对低廉。斯大林规定，艺术作品必须描写工人阶级英雄和苏维埃社会的完美形象。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可能正符合这一要求。
1932年10月31日
今天在车间，老师讲解车床的各个零件时，廖夫卡和吉里亚站得比大家都要靠后，一起肆无忌惮地编造这些零件的名字，廖夫卡笑得都要被呛住了。第四节课是音乐课，和平时一样，我们都坐在能看到廖夫卡的地方。他坐在钢琴旁，课上到一半时，他开始用粉笔在钢琴盖子上写“尼娜”两个字，一边不停地写，还一边盯着我笑，脸上笑出了长长的、讨人喜欢的酒窝。上四楼时，廖夫卡走在我们前面，但他让了道跟在我们后面。
1932年11月1日
最近很想做一件事——学钢琴。这主意不坏，就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学！今天晚上，热妮娅和莉莉娅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开始弹琴唱歌，我也参与到了其中。感觉心情异常轻松平静。我喜欢那种完全不掺任何杂质的好心情。常常担心如果不会弹琴，将来肯定会在派对上觉得很没面子。不，简直不能想象不会弹钢琴我该怎么应付；隐隐感觉既有些害怕，又有点儿好奇。
夜夜笙歌的生活是不是很吸引我呢？没错，确实很吸引我。每当我听到狐步和其他舞曲时，就禁不住想象那些年轻而有活力的舞者，自由自在却不轻浮随便。我梦想着成为舞会的灵魂人物，但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梦而已。理智不停地警告我，自己不适合那角色，我可不配加入到那群思想活跃、情操高尚的聪明人里去。但就算是明知自己不合适，我仍心心念念地想象着自己的光明前程。
梦想啊梦想！噢，是不是每个和我同龄的女生都做着相同的白日梦呢？如果是真的，那我的梦想就没希望了；如果不是，那可能我还有机会成为舞会的灵魂人物，品味生活和青春的快乐。
1932年11月2日
我正要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妈妈叫我过去喝茶。我把日记本留在桌上，就去和她们一起喝茶了。当时是11点半，我正在兴冲冲地跟妈妈讲着学校里的事。我们一起开着玩笑。突然，响起了刺耳响亮的敲门声。小狗彼得卡愤怒地叫了起来，我一惊，赶紧跳了起来，就像人们突然听到一记响声的反应一样。“谁啊？”我问，走到门前，一只手抓住彼得卡的头。
只听见有个男人的声音在粗粗地喊叫：“门卫。”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心里仍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我放下彼得卡，小心翼翼地开了门，走廊里的灯没开，楼梯也很暗，只能隐约分辨出那个男人的模糊轮廓，他穿着破旧夹克，戴着鸭舌帽，还留着大胡子。更远一点儿的地方，我瞥到另一个男人的脸。也许……慢着，我犹豫不决地想：“开还是不开？”——接着我就给让开道，让那个门卫、两个士兵以及两个红军长官进来。
就在这时，妈妈出现在了门口。
“谁住这儿的？”穿着一件崭新军大衣的俄罗斯军官问。
“卢戈夫斯卡娅一家。”
“里宾是住这里的吗？”
“是的，”妈妈指着爸爸说。例行检查完成后，那个士兵从他的军大衣里掏出两张纸，一张给爸爸，一张给妈妈，一边说：“这是你的，另一张给你。”他问妈妈：“你们家有几间房？”
“整套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房间都是你们的？”
“明摆着，”门卫说，“她刚才说整套，那肯定所有的房间都是他们的。”
就在这时，那个俄罗斯人问爸爸：“你有没有私藏什么信件？”
“信件？没有，我没有任何信件”。爸爸平静地回答，语气稍带不屑。
“那书呢？”
“所有的书都在这里，”爸爸说着打开一个黄色的小柜子，指着下面的两排书架，“你们找找吧。”
“那我们去隔壁看看。”另一个军人说，他穿着红棕色的皮夹克，带着同样的鸭舌帽，穿着宽腿的蓝色裤。
“请便。”
他走进热妮娅和莉莉娅的房间，脱下夹克放在桌上，开始在书和练习本里翻来翻去。我站在走廊里，咬着指甲，表面平静地看着搜查的过程，把对这帮人的愤怒与憎厌埋藏在心里。
他们的脸恶心得要命，第一个走进来的那个人穿着军大衣，长着金发和叫人不寒而栗的灰眼睛，他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微微下扯，这让他的脸看上去很不舒服。第二个穿着夹克比他矮些的人应该是个犹太人，留着削短的黑发，典型的犹太鼻子和棕色的小眼睛。他的脸上透着亮堂的粉色，剃掉的胡须还留有清晰的轮廓，皮肤好光。长得真可笑。
我走进房间，坐在床上，还在咬着手指甲，并努力止住腿的颤抖。突然，我听到姐姐们的声音，就跳起来冲到走廊。姐姐们回来了，她们相当镇定地脱下了外套。妈妈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们：“饿了的话就去吃点儿东西，厨房里有面包。”我们都过去了，热妮娅和莉莉娅吃面包喝茶的时候，我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
警觉占据了内心，我的腿抖得更厉害了。那些人的搜查还在继续。莉莉娅坐下来开始画漫画。热妮娅随便拿起一本书看，我坐在她身边，先看了看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再看了下门卫，然后瞧瞧莉莉娅，又注视着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的妈妈。
我们对那个士兵的每一句评价都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回答。比如，他拿出储钱罐，笑笑说：“我猜里面有不少积蓄吧？”
“是不少。”妈妈赶忙回答。
“用刀撬就能拿出来。”热妮娅脱口而出，声音里有一丝讥讽与嘲笑。当士兵在书架上的旧纸堆里搜东西的时候，热妮娅说：“你的手一定被弄脏了。”
“嗯，是有点儿脏。”
“你们下次来搜查，应该提前通知。”
“好吧，下次我们会通知的。”
“那我们就会撒更多的灰上去。”妈妈用极轻的声音嘀咕。
时间过得很慢。莉莉娅担心她的日记被查，当我猛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什么时——就比她更担心了，我害怕极了。那个士兵去我的房间时，我紧张得简直快受不了了。我们三个待在房间里，门大开着。一个沿着走廊踱步的红军长官探头进来微笑着看看我们。不久，第二个搜查者也进了我的房间。爸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他这辈子一直这样。”热妮娅说。
“你说谁？爸爸吗？”
“是的，这样子怪有意思的。”
金发军官搜完了房间，就去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