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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七十年代-第17部分

小说: 七十年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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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 想看书来

阿城:听敌台(3)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里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形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11点前的公共收音机,11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年还是19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的是他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19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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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魏庄(1)
江苏南京人,被视为“*”结束之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盛行于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居住于上海,“*”期间,曾至安徽插队落户。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妹头》、《流水三十章》、《黄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和短片小说、散文逾百篇。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坐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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