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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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后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呜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一个人一辆车，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后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在苟活着，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和遇罗克一样；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看来，我还要赶下一拨儿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和一些笔画的残余。我明白，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只是想留下一句话，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0）
我想，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写几个什么字呢？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很快地随风而去，也许重于泰山，也许轻如鸿毛。然而，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这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
活一百岁，还是活二十六岁，在大自然来看又有什么区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我用手铐的弯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回宇宙去。
早年我写过几天《张迁碑》，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
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5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出，什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什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什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1）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戴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什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这些*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早晚会出事。说：闲饥难忍，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则，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什么呢。于是，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挡油。随着车轮旋转，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也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2）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春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