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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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面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菜谱来，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著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 想看书来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5）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
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绝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6）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势。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当当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什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什么要挪动，去哪儿，干什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蝉”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的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7）
后来，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