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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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运动型
利用节假日出门旅游与定期的运动健身正日渐成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中方兴未艾的新型项目，同时它们也是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较为明显的所在。在旅游在大多数非中产看来还显得有些奢侈的时候，许多中产者已把它作为调剂平时紧张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他们认为，不管是从培养孩子的角度还是自己身心的放松来看，旅游都不失为一种有效、有趣又可行的办法。在繁忙、喧闹的都市里呆久了，附近的小城风光与乡村野趣已经成为度周末的向往所在；生活在他处，较为遥远的异地他乡以其绮丽的自然风光与文化特色成为他们最为热衷的旅游目标。西藏、新疆、海南、敦煌、香港、国外，都留有他们行过的足迹。而从中产群体内部看，在旅游开支的方式上，目前则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差异：公款消费与自费消费。或者借用一位受访者的话，在“自主消费”与“自愿消费”之间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一方面，许多享有工作之便的中产者们，最常见的一种出游方式是借出差的机会顺便旅游，以致有许多中产已经对旅游“不是特别热衷”、“不是很想去旅游”了。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这些便利，或很少有这种公费出游机会，只能自费进行旅游的人，虽然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但每念及此总有些无奈与愤愤不平。而从旅游的方式看，更能体现中产群体旅游趋势的应该是这些“自愿消费”的人。自助游与自驾游成为他们最经常选择的出行方式；回归自然，陶冶于山水之间则是他们最钟情的旅游目的。
有规律的运动健身也为中产们所热衷，而从人们所进行的运动健身方式上同样可以发现潜在的阶级差异性。B1说：“比如打台球，在国外是个什么样？在前几年的北京随便在哪个街头就可以看到许多人光着膀子在打来打去，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有一本书叫《格调》，确实你一看，就有层次上的对比区分。”正是出于这一点，这位接受我们访谈的北京IT业经理说，自己会去打羽毛球、高尔夫球、篮球，但绝对不会去街边打台球，因为从打球的方式上看，这些人会去这样打台球，“同时也可能会买票不排队”，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里，了解布迪厄对运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不同运动与阶级分类之间的关系。布迪厄认为，人们必须从三个层面考虑运动所代表的东西：（1）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消耗，（2）身体、经济与社会的收益，（3）符号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应该考虑：对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阶级付出了怎样的消耗（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和收益（身体、经济、社会与符号上的）。所谓身体上的收益，指个人拥有的健康、美丽与力量。所谓经济、社会方面的收益，指个人的向上流动等。因为“由个人自我价值，特别是个人的身体或言语这类的某些知识形成的自信，事实上与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有的地位密切联系”，所以那些中产阶层的妇女更多地意识到美丽的作用，与优美体态的重要性，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投资。所谓符号收益，指由某种运动的稀缺性、与某个阶级联系的紧密性等带来的阶级区隔效果。就法国而言，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塑身运动让人想到劳动阶级，乒乓球与滑雪让人想到中产阶层，高尔夫让人想到上层中产阶层。Bourdieu； opcit； pp20； 206在中国，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中产阶层总是乐意从事高雅的运动，比如高尔夫、网球、游泳、场馆健身……它之所以高雅，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西方舶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都需要金钱消费上的一定支出。而这些支出，就目前人们收入的普遍水平来说，它往往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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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4）
比如高尔夫，这种在西方也多是上层中产阶层从事的运动，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城市白领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流行，许多人渴望体验这种“高雅的运动”，可是它高昂的费用仍让多数人望而却步。B6说，只要安排好，她平时会坚持每周打两次高尔夫，天天打羽毛球。许多国企的人刚开始都不敢打，因为“打高尔夫，每年要几万块钱啊，这就在空气中说没就没了，打一场球一千块，除非你有会员证，这又得十几万。”故而有许多白领只能去价格相对便宜一些的练习场去打。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请客户打”，高尔夫运动作为“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已经纳入国内某些企业日常的开支之列。而这些企业，用一位访谈对象的话说，基本上是公家的，私人性质的很少很少。确实，很早以前就有的“在办公室谈高尔夫，在高尔夫谈生意”的说法，也说明了高尔夫在中国是很少由个人掏腰包来消费的。其他的运动健身也存在这种情况。许多中产人士“会常常去健身”，因为“公司办了卡”，S4“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去游两三次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现在他几乎就没再去游过，因为这边的公司没给他办卡。我们的访谈资料显示，就各种运动的种类而言，中产人士参与最多的往往是网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项运动。布迪厄所说的可以从运动类别判断阶级差异的论断，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现阶段中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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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1）
从我们对中产阶层在现阶段文化消费方面的行为与特征的分析可知，原本需要资本积累的阶级品味，在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说尚处于起步时期，还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就文化艺术的欣赏而言，它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域中用某种氛围来熏陶、来培养，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需要惯习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些拥有最大量文化资本的人，会在孩子的教育及文化实践上大量投资，以获得并增加他们特有的稀缺性；那些拥有最大量经济资本的人会优先考虑经济投资而不是文化与教育投资；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与律师）——两种资本形式都同样丰富的人——则会在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文化实践方面投资，因为它意味着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所需的物质与文化手段的符号占有，又可以提供一个社会交往的资本，这在赢得并保持上层社会的自信时非常关键。Bourdieu； opcit； pp120～122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新中产阶层在家庭出身、财富积累、受教育经历等各方面都没能享有一个延续与传承的机会。对那些有着早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经历的人来说，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优先注重的只能是对经济资本的占有——这是布迪厄对上升过程中的中产阶层所做的精辟论述，我们发现，用它来说明现阶段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文化消费上所体现出来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产阶层对阶层差异的强调，充分地证明这一新兴阶层对自身地位所怀有的焦虑感。即使在中产阶层号称已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美国，中产阶层也在为自身地位的稳定性而忧虑不已；米尔斯是较早系统地分析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感的。C 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米尔斯在与汉斯·格兹共同研究上升时期的美国新中产阶层时，这样论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特点：鉴于自身的身份地位环境，中产阶层对声望有着强烈的要求，这种对声望的要求在所有的举止风度、习俗以及体现不同地位人们生活方式特点的消费方式上都有表现。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53） ； Cf Vidich ed，opcit米尔斯认为，这实际上说明了中产阶层普遍存在着的地位恐慌。其他一些美国研究者也认为，新中产阶层虽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正日渐明显，但由于其自身并没有独特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都是对上层阶级的竭力模仿。美国许多高层管理、行政、专业、知识与官僚阶级的成员都来自承载乡村文化与道德传统的阶层，大学教育的经历成为他们新生活方式所赖以形成的源泉，他们已经抛弃其父母所在阶层的行为准则；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大学文化与这一文化的载体——大学教授已成为形塑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模式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因为作为上流校园文化的载体，大学教授在绘画、文学、诗歌、音乐与戏剧等方面有着别人所不具有的优势——这些都是他专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绝对的垄断。大学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及其后代的新文化消费与休闲方式的打造中心。Joseph Bensman and Arthur J Vidich； The New American Societ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Cf Vidich，ed，opcit保罗·福塞尔则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外貌、言谈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挖苦美国中产阶层一味追求的“品味”与“格调”，认为他们在盲目模仿上层趣味的同时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低俗品味，暴露了对自身地位的焦虑与恐慌。他们唯恐自己资本的欠缺被他人窥破，因此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不俗品味来。福塞尔，同前引书。
相对于国外成熟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之感，中国新中产阶层正陶醉于自己与西方文化思潮及生活方式的亲近与了解上而洋洋自得。他们从国外中产阶层身上看到了更加光明的前途，也明确了自己努力的目标与方向，这目标正激励着他们为实现生活的梦想而不懈地奋斗。他们所推崇的不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更偏向于西方。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成了人们推崇与追随的榜样，任何事物一旦沾上了欧风美雨，都似乎立刻显得高雅了起来。这种情形已经招致人们的一些批评。一位建筑评论家就曾撰文批评中国房地产业盛行着的三大流俗，第一位的就是“媚俗”，其典型表现即在于“欧陆风格”。他举例说，在上海金茂大厦举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