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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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 家当年的家庭条件非常简陋，“姐姐和母亲住楼下，父亲跟我就住在楼上。”但是，越是困难的条件，越使父亲紧紧抓住“读书”这一获取家庭翻身机会的方式，“一躺下来他就跟我讲只有读书才好，才能光宗耀祖。经常给我念宋徽宗的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就受到这种暗示，就是要读书。”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2）
如果说父亲鼓励儿子读书一开始只是一种文化惯习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受到的来自好友的轻视则更加坚定了父亲促使孩子出人头地的信念。“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时还有一个跟我父亲最要好的，生了一个女儿，我父亲跟他约定做亲家。……后来这个人发了一点财，父亲就开玩笑说，我们的约定还算不算数？这个人顾左右而言他，意思就是不算数了。我父亲就说，你看现在世态炎凉——你一定要读书。”
从W17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知识的传递，因为解放以前的家庭能够送得起子女上学的，一般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地主、富农等富裕家庭。他父亲虽然在解放以后因为出身问题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条件，但是他充分能够认识到教育——即文化资本的价值，并将自己获得的这些文化资本以“唱歌”的形式传递给儿子。
其二是成就动机的传承。他的贫困的童年家庭生活经历使他具有一种物质上的匮乏感，这种匮乏感是他坚持读书求学的动力之源；来自父亲好朋友的刺激——家庭的贫困使得父亲的这位好朋友“嫌贫爱富”，也激发了W17希望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志愿。同时，父亲经常做励志教育，从“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古代的励志格言，到以实例来激发儿子的读书愿望。
从年龄上看，中产阶层的一般是在30～50岁左右，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开始前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较小的一批则是在“文革”以后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于“文革”时处于学龄期的大多数人来说，“文革”阻碍了他们接受正规教育，而且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受到影响。但据刘精明2004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因为文化资本的传承在“文革”期间的家庭中并没有停止，“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右派分子，他们都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或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中几近苛严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重视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89页。那些家庭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在那个年代也并没有被完全彻底被革命掉。因此，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就不简单是“文革”时期所流行的那些革命元素。我的一个访谈对象W10的经历证实了这一观点。
W10出生于50年代中期，她上小学的时候，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都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只好好地上了3年学。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开始接受教育，所以她的整个教育是不系统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她自己后来也到农村3年，在干校，主要是劳动为主。“那时候选拔一些干部中间的大学生来教我们，工业、农业、电子呀，讲插秧呀、割麦呀、种花生呀、锄草呀，一点点化学知识呀，工业就是讲一点点物理知识。” “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上高中，也是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然后就再下农村，当知青，在农村又呆了3 年。1976年，我们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是1977年3月份，当时是招4个班，必须是高中毕业生，最后一批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是学工的，学机械专业，分到一个厂里面，因为我爱人留校了，所以我就调回学校。”
另外一种教育形式就是对思想的影响。“给教师戴高帽子游行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啦，当时我们就有一种看法：你看读书以后就会像老师一样，要戴高帽子游行，那时候就不想读书。”
但是尽管家庭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父母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她们还是很自由，她认为，那个年代对她来说也还是有很多乐趣。“我们没有学校的约束，比较自由，比如说，养小鸡呀，抓虫子呀，很自由地成长。” 而且她对那个年代经历的种种也不是感觉到特别遗憾。“你生在这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还是好快乐，不觉得很痛苦。因为都是在农村，觉得那里景色也很美，一望无际的牛、羊、油菜花呀，从小就无拘无束的。大人搞运动，但是我们很快乐，劳动呀，唱歌呀。而且那时候国家物质很匮乏，但是我们在那里有吃的。我们刨花生，一刨一大堆，那里土地很肥沃。吃红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水果吃，没有什么零食吃，就吃那些东西，所以长得很健康，身体很好。”
W10 认为家庭对人的影响很大，父母提供的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使她的性格很开朗，而且家庭的文化氛围使她对文化艺术有一种欣赏的品味。W10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父亲是秘书，文职，母亲在革命大学教书。外祖父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是学历史的。W10从小在外祖父身边长大，外祖父常常去湖北省图书馆，一去就是一整天，看书、喝茶、聊天，W10在那种氛围里成长，所以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
多年以后，W10在回首童年往事的时候，说：“教育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家庭教育。我以前还不觉得，到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反过来看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我觉得简直是太大了。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东西，不断地矫正对女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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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3）
幸运的是，W10的家庭给她的教育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她父母对她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是给我们的那种很宽松的环境，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很少去很严厉地打我们呀，骂我们。总是给我们讲故事呀，尤其是我妈妈，是从东北过来的，东北的一些民谣啊，一些民间的故事啊，给我们讲了很多。像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歌：‘鸡蛋鸡蛋壳壳，里面坐个哥哥……’，‘小老鼠，上灯台……’都是我妈妈讲的，很多。”
同样幸运的是她所接受的幼儿园教育，“我在幼儿园的教育也很好。很多好的生活习惯——擤鼻涕呀、指甲要干净呀——都是在幼儿园养成的。幼儿园很好，在困难时期还是要保证孩子有米饭，尽管有很多豆类，但是我父母他们在外边都没有吃的，他们要啃黑窝窝头。”因此，与很多人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表现出的深刻反思，并且申讨那段时期给人造成的种种伤害的状况不同的是，在W10的感受中，她并不觉得童年有什么遗憾，尽管她也觉得“如果能够受到更系统的教育当然更好啦”，但是她很快就化解了那段历史的阴影，“你生在那个时代有什么办法呢？”
“文革”的影响虽然使绝大部分人失去了系统教育的可能，而且知青一代因为他们的成长适逢“文革”开始，又是受“文革”冲击最大的，被剥夺了接受正规的、系统的教育的机会。但是，从W10的叙述中能够看到，她的家庭文化——父母对子女严格但自由的家庭教育，宽松的家庭氛围，举人出身的外公带着她在湖北图书馆度过的童年，以及母亲给她的民间文化的影响，都使她的生活远离了当时成年人所感受到的文化荒漠的气息。这也可以看出，在W10家里，家庭文化资本能够透过主流文化而在家庭中得以传递。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最终能够使W10没有被那个时代耽误掉的一个很大的因素还包括，她最后依托家庭赋予她的物化资本，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了正常的社会化的轨道中来。而她的同龄人中有不少人成为“被耽误的知青一代”，成为下岗的主流、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事实上，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因每个家庭的不同而各异。那些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能够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在相对不利于发展文化资本的环境中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资本的优势，而在那些来自于文化资本相对较少的家庭中的孩子，他们的成功则更多地来自他们强烈的成就动机，来自他们试图“改变命运”所激发的原动力，当然，也来自他们的环境中有利于他们接受文化资本的机遇——上学是他们接受文化资本最主要的途径。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历程，一个来自甘肃的小伙子W8描述了像他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学校获得文化资本的途径。
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接受文化资本的第一步是得有上学的机会，但显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上学，而家里又认为没有办法同时供几个孩子上学的话，就只能让其中的某些孩子放弃，被迫放弃的孩子并不是因为没有接受文化资本的天赋，而是受困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父母供养孩子上学的决心，这种决心又是取决于父母对文化资本的信心以及对孩子能否“读得出来”的预期，这种情况在农村很常见。辍学的孩子就被剥夺了通过积累文化资本而改变命运的机会。文化资本的积累是需要有经济资本为前提的，而且还要有足够长的空闲时间，只有家庭条件足以承受一个孩子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挣钱，并且相信现在对孩子上学的投资优于让他尽早挣钱时，才能使家长下决心继续供养孩子上学。因为家里条件差，W8的二哥被迫辍学。他说：“我们那时候正在长身体，后来因为干农活缺人手，就让我二哥回家了。其实他学习挺好的。……我二哥是因为我父母要种60亩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让二哥回家，因为他比我大一点。我想如果我大一点，劲大一点的话，就可能就是我回家了。”
W8的家庭在“文革”期间处于社会最底层，那一段经历在W8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说：“我爷爷兄弟八个，除了我爷爷最小留在家里，其他的都出去了。一解放全部被抓回来，两个被枪毙了。还有两三个狼狈不堪。”“我们小的时候，爷爷劳改去了。我父亲干的事情是别人的3倍，晚上12点回来，早上天不亮就不见了。”“那时候哪里还能想到今天呢？我爸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家里没过过年。每年最辛苦的活都派他去干。像我们这种家庭是最差的。”他家兄弟姐妹五个，妈妈在那种生活状况下对未来不抱太多希望，以至于当孩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之后母亲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都活过来了。”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当时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至今W8还记得母亲开会时跟人说的话：“咱们干啥生这么多，活也活不了。活下来咱们这么穷，成分又这么坏，赶明天媳妇也讨不到，干啥呢？” 当生存成为生活的重心的时候，人们无暇顾及其他。只能像余华笔下的徐福贵一样，“活着”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而一旦物质生存条件稍有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