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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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行事不同俗流的梁漱溟，恋爱结婚却与普通人无所区别。在婚礼上，梁漱溟还给来宾唱了一段“黄天霸”。一段唱完，他便挽着新娘，对来宾说了句道白“我去也”，兴冲冲地走了。
梁漱溟一生风雨如晦，嫉恶如仇，多遭当局嫌恶，却能以九十高寿方才驾鹤西游，命也？运也？抑或是他修身养性达到炉火纯青以至刀枪不入？
3。哲学狂者——熊十力（1）
1968年5月23日，“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上海，有一位85岁的老人悄然辞世。他就是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熊十力的去世，对当时狂热而浮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影响，更无所谓什么震动，但在海外却掀起了悼念的热潮。港台的学者甚至称熊十力的去世“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当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由同样85岁的汉密尔顿（）博士为他撰写小传，称熊十力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岗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晚年号黄岗逸翁、漆园老人，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蒙尘最厚、最不为人所知的哲学家之一。
熊十力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1岁丧父，曾以牧羊、卖咸鱼、耕地为生，但无论怎样贫苦，他都随兄读书不辍，小小年纪，即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信。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读书读到陈白沙之“禽兽说”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这一顿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警，因深受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著作和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论述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投笔从戎，参加湖北新军。此间，他先后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参与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遂于1920年决绝仕途，一心向学，他后来自称“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到再生之期”。
他曾借住在一座破庙内靠教授蒙馆过活。当时他已成家，一度穷窘到无替换的衣裤的地步，没有办法，只有夜洗日穿，晚上裤子就挂在庙里的菩萨头上。
熊十力立志学术虽晚，但由于少年好读，学术基础扎实，乃得以大器晚成。1920年夏，他进入南京欧阳竟无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拜师学佛，研修唯识论。欧阳竞无是中国现代最有名的佛学大师，被称为中国佛学的正宗。熊十力得欧阳竞无指导，加上日夜穷探苦索，读尽了内学院的藏经，并撰成《唯识学概论》，令欧阳大师对之刮目相看。他被从开始所在的“大众部”安排到“上座部”，有了中国佛学界高人之誉。欧阳竞无大师开始指导他系统地研究佛学的不朽巨著——《成唯识论学记》，他也被学术界认为可能是欧阳大师衣钵传人。但这时熊十力却又经历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经过对佛学的研究，他认为他对佛学“有所不能同”，认为为人立国之道须以儒学为主体，由佛入儒，并融会儒佛。于是他开始写作《新唯识论》（初名《境论》），批判唯识。这时恰好蔡元培南下内学院，看见熊十力《境论》稿，大为惊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并即决定约熊为北大讲师。熊十力认为在内学院已学不到什么，便辞师而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3。哲学狂者——熊十力（2）
1922年熊十力到北大接替梁漱溟讲唯识论。梁本极力推荐熊，但一看熊到北大即讲新唯识论，驳斥欧阳大师的观点，梁漱溟一面十分佩服，一面后悔莫及，以为熊氏唯识非正宗。不过虽然梁、熊学术观点不同，却能成为终生挚友，此又可称为一段士林佳话。不仅与梁漱溟是如此，熊十力与黄季刚、马叙伦、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钱穆、贺麟等人，也都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以他自己的话说：“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昼。’”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即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自己回忆说，两人一相遇，必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而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
熊十力自1922年到北大，1954年退休，其间除到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任课外，主要时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曾经六进六出北大，可谓是北大不折不扣的“老”大师。
熊十力的主要学问是哲学，具体的讲是佛学和儒学。20世纪20年代熊十力尽管否定了唯识论，由佛转儒，但他并没有放弃佛学的研究。如1926年出版的《因明大疏删注》和1937年出版的《佛学名相通释》都被行家视为佛学的权威著作，对佛学的贡献极大。熊十力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32年10月出版的文言本《新唯识论》。这是熊十力倾十余年之功而写成的反映其哲学思想的巨著，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年来的一部奇书”。该书一反唯识论“佛学本旨”，以体用不二为总纲，“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创立了当代唯心论新儒学。著名学者马一浮对此书推许备至，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此书“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又过了12年后，1944年3月，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白话本。这不仅仅是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更是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并由此完成了他新儒家哲学体系的构建。他自称：“《新论》的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其学说影响之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时至今日，“熊学”研究者仍遍及海内外。
从为人行事上讲，熊十力和梁漱溟一样，都取儒者和佛家“知”与“行”合一的道路，有所信必能行，行与信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从生活上讲，熊、梁二先生都走的是佛家的一路。熊十力的衣着像是订做的，样子介于僧俗之间，袜子则是是白布高筒，十足的僧式装扮。他生活十分简朴，房间除板床、旧被褥、书架和书外，余物不多，吃穿用总有凑合之嫌。他平时喜立不喜坐，冬不御裘，御裘则病。在炎热的夏天，他总是穿着一条中式布裤，光着上身。见客也是如此，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这样，丝毫不觉局促难堪。
大半因信而诚之人多率真，过于率真则行事在常人眼中看来有些怪，熊十力也属此怪人之列。比如他为人喜静，好吃鳖，在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时，提出的条件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因为不好多上课，他在北大时，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他不喜人打扰，20世纪30年代初住沙滩银闸路西时，常有人无故打扰。他便关上门，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凡看见此条的人都不禁哑然失笑。
熊十力不喜交往，人际关系仅限于少数朋友和弟子的圈子内。据说对弟子，他要求很严，极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对于个别被器重的弟子，他就更不客气了，必定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有时对朋友也如此。居正是革命元老，也是熊十力的朋友，熊十力对他与学生一样，觉得不对就骂。又如陈明枢，是熊在内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陈当了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他去广东，他不去；送钱，他不受。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送，他受了。后来不知是因为熊十力不出名，还是因为30块钱太少，省政府出纳以为主席在打发穷乡亲呢，就把这事给忘了，一连三个月没有给熊寄钱去。于是熊十力写了一封陈明枢亲启的信。陈拆开一看，没有别的，一张纸满满地写了100个王八蛋。陈赶忙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出纳开除了。
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的思想学问近于文化，张君劢则近于政治，钱穆的儒家精神贯穿于史学，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纯粹哲学，是形而上学。按这一代人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成就，当首推熊十力。他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中国思想中本体论的阐扬。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被海外学者推为中国哲学中唯一系统化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学术界称他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梁漱溟曾说熊十力“他是中国唯一的‘狂者’”。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曾明确宣布“熊先生是中国的国宝”。
熊十力弟子有成就者颇多，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均以新儒家知名，号称新儒家第二代的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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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1）
与熊十力不喜与学生接触相反，在北大有个特别喜欢与学生交往的教授，除了上课时善于与学生互动交流之外，他还喜欢同学生一起出远门旅游。在北大、清华兼课时，他曾三次与学生结伴旅游：一次是与北大学生结伴游济南、曲阜、泰山等；一次是与清华师生结伴西游大同，远至绥远、包头；还有一次是与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