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1-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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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郭德纲又去过一次北京，这第二次进京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待了三四天就返回了天津。唯一的收获是一天夜里从民族宫一直走到大栅栏的小旅馆，出发时穿上的新鞋子在脚上磨出来的几个水泡。
回天津后，郭德纲尝试过做生意，他在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一千平米的场地想搞剧场，那场地的租金是一个月五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实在是天价，他铆足了力气也没挣回这些房租来。直到最后债主逼门，郭德纲实在无计可施，卖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还债——也正是这次卖房还债，激发了他和妻子间的矛盾，二人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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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5）
此后的郭德纲陷入了茫然，他决定要离开天津。可是去哪？最后的结论还是北京。
这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这个决定，郭德纲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的：“当时，我自己想，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我有这个自信。我也仔细分析过80年代、90年代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笑星、腕儿，我挨个看——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儿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话，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话，在天津找个工作，一个月挣这么一千块钱、八百块钱，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等到我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那时候，我孙子得问我：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支撑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试试。”
郭德纲这次进北京是1995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书、资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个朋友处，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为的是那儿离地铁近一点，交通方便。房间总共也就大约###平米，里边除了一个床铺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段时间里，郭德纲写任何东西都得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在床边上写。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通过这个人认识了几个影视公司，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接触混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同时，丰台区蒲黄榆附近有一个文化站办一个小评戏团，招演员唱评戏，郭德纲去了。去的时候说好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连着唱了两个月，剧团老板一分钱没给。
人越没钱，越容易饿，特别能吃。可是，吃什么呢？郭德纲自个儿买一捆大葱回来，买了点酱，回家后在锅里放水，直接下面，再放酱进去，煮出一锅糨子一样的东西来，天天拿葱蘸那锅糨子吃。
此时郭德纲住在大兴的黄村，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黄村去蒲黄榆唱戏。后来，那辆破自行车也坏了，只好开始坐公车。坐公车前，他先认真地算计应该怎样倒车，才能省下五毛钱、一块钱……结果有一天散了夜戏，赶到苜蓿园汽车站，回大兴的末班车已经走了，又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去。那天晚上郭德纲从南二环的蒲黄榆走到了大兴的黄村，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年之后，郭德纲说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唏嘘不已：“走到新发地菜市场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两块钱。我心想，这是体力活儿，得吃饱了——两块钱就都买了包子。吃完了，接着走。玉泉营那儿难走，当时正修桥，挖的大坑，当时手上还带了块表，我拦了一辆车，问‘师傅，您给我送到地儿我把表给你行么？’人家没理我就走了。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啊，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咬着牙就到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反倒觉得身轻如燕了，一点都不累！我心里想啊，轻功可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可回家一看，脚上都是泡。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熬一锅糨子，吃了，还得去唱戏去……”
戏唱了两个半月，老板终于给了郭德纲一个月的钱，一千块。发钱是因为这老板马上要带一批演员去赤峰演出，好多演员都不愿意跟他去，他认准了得叫上郭德纲，因为郭德纲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老生、小生、大小花脸、彩旦他都行。一千块钱交到郭德纲手上，这老板跟郭德纲说好什么时候在哪里集合出发，郭德纲笑着答应下来，拿着这一千块钱便扬长而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个老板。后来听说，去赤峰的演出险象环生，那老板和跟去的一帮演员差点没死在那……
郭德纲那几年中所经历的困苦还不止这些。他住在大兴黄村时，曾有一次发烧，浑身难受，好几天没吃饭，可是又身无分文。最后他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从天津来北京时带过来的呼机，强挣扎着走出家门，十块钱卖给了街边收旧呼机的小贩。用这十块钱买了一盒消炎药、两个馒头。吃完了馒头，吃了药，郭德纲想：行，我这就算是又活过来了……后来，因为通县的房租便宜，他搬到了那里，可还是有交不起房租的可能：“一到交房钱的时候可要了亲命了，不敢出去。房主在外头砸门，又骂又卷，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只能等半夜，没人了，这才偷着出去——还不敢走大门，这房子是看大门那人介绍租给我的，得翻墙头出去。”
2005年10月6日凌晨，郭德纲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一篇题为“我的话”的帖子，又提到了当年那段窘困的日子——
“夜难入寐，翻检旧物，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勾起思绪。
当初，为了相声，孤身进京，受尽苦难，尝遍白眼，在新社会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一天深夜，身无分文，从蒲黄榆走回黄村，行至西红门泪流满面……在外为免父母担心，报喜不报忧，中秋夜遥望天津泣不成声……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6）
当时，曾写下这么几句话：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日出而作子夜还，奔波皇城叹流连。
人前枉作青云客，男儿暗泪对谁谈。”
郭德纲曾几次用“万念俱灰”来形容那一阶段的心态。但是，“有时候闲下来实在没事儿了，唯一能想起来的还是相声——我就会这个。平时唯一的乐趣也就是背背活，在屋里自己背着玩，这是唯一的乐趣。也不会别的了，别的干不了。而且当时有大量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琢磨这些事儿，想了好多。觉得指望着自己进什么晚会，给某某大腕儿提鞋背包，不是个事儿。我这玩意儿还得在园子里说……”
一直到1996年，机会来了。一天，郭德纲去琉璃厂的书店里去看书——因为买书要钱，看书不要。打琉璃厂出来的时候，他意外看见一间茶馆，里头一屋子的小孩儿，大都十六七岁的样子，在这茶馆里说相声呢，看样子像是一帮相声票友自个儿在说着玩。正赶上郭德纲也走累了，干脆就坐底下听着。
那群票友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叫做王月波，后来专业说起了相声，还曾在广德楼、天桥乐等茶园剧场参与北京德云社的演出。王月波曾经与郭德纲提到过：“当时就觉得台底下坐着这人奇怪，我们在台上使包袱的时候他不乐，我们几个人团春调坎儿砸个卦什么的他倒自个儿在底下乐了……”“团春”“调坎儿”指的都是相声演员用行业内独有的一套语言来交流，这套语言叫做“春典”或者“坎儿”，类似于江湖黑话，使用这种语言就叫做“团春”、“调坎儿”。除非是曲艺行内人或者是对相声行了解较多的观众，除此之外，一般观众都是不懂的。
郭德纲后来便常去那家茶馆，一来二去的，与那里的票友们也都熟了，他这才说起：我以前也干过这个。票友们一听就来了精神儿：那您票一个吧！于是，郭德纲就在着茶馆里使了一个段子，给他捧哏的就是那个小票友王月波——这是郭德纲头一次在北京登台说相声。
郭德纲的演出被那家茶馆的经理看到。下了台，他找到郭德纲：“郭先生，您上这儿干来吧。”
就这样，郭德纲在那家茶馆里说起了相声，那家茶馆的名字叫作“京味茶馆”。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999年1月出版的民俗读物《话说北京》一书，由郭德纲编著。前言里，他这样写道——
幼时，疯魔般的酷爱各种民间艺术，终于在八岁那年投身艺坛，学评书、学相声，历经寒暑，洒尽汗水，尝尽个中滋味。复辗转于梨园，工文丑、工铜锤、檀板丝竹声中，又知道了汗浸胖袄的滋味。难啊！演员的难处是行外人难以理解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也逐渐地理解了前辈艺人的教诲：“成角儿？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盼着吧！”长夜闷坐，细品此语。对？错？经验之谈？牢骚之语？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
从刚刚进京时就想出名、上晚会、当大腕儿，到后来说出这句“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郭德纲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从他在京味茶馆里说起相声开始。
京味茶馆里能坐一百多个观众，郭德纲在这里白手起家，一边给那些小票友说活，一边自己上台使活，竟然把这小小的茶馆干得挺红火，最热闹的时候，连后头掌柜的柜台上都坐上了观众。也就是从这时起，郭德纲开始觉得“相声还是这么说有意思，在这儿说我很舒服，每天都盼望着去这。”可是又觉得很迷茫，越说越觉得自己从小就从那些老先生那里学来的相声和电视上的相声完全不一样，难道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茶馆里说相声？
他最后的结论是：电视上的相声确实和我的相声不一样，那不是我的路子，我干不了那个。后来，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老相声演员邢文昭等人也加盟到京味茶馆的演出，郭德纲更加认定：相声要在剧场里说。
在京味茶馆的相声演出一直持续到1998年，因为跟茶馆老板的矛盾，郭德纲离开了这里。
此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的召集同行，继续搞茶馆剧场内的相声演出。也就在那一年，1998年，他与天津的老曲艺演员田立禾、范振钰、黄铁良、尹笑声、冯宝华、佟守本、魏文华、金文声、陈鸣志、刘英奇、寇庚儒、刘学仁等人，在北京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每周一场的相声大会演出。
中和戏院最早是乾隆年间兴建的老戏楼，当年的各路名角儿，谭小培、尚小云、杨小楼、马连良、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粉墨登台。郭德纲等人的相声演出是每周一场，定在周六。底角儿是田立禾范振钰，倒二是黄铁良尹笑声。郭德纲当时与王月波搭档，节目排在开场第一个。
当时台下有一个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