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护卫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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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至上，祖国至上”是他们的政治信仰。“升好祖国第一旗，凝聚亿万爱国心”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来阐释着“护卫国旗，重于生命”的誓言，每个队员都把护卫国旗看做是一生中的最高荣誉。
他们与国旗风雨相约，每天的升旗仪式都是那么的庄严而隆重。从金水桥到国旗旗杆下的138步，浓缩了他们辉煌的军旅历程。
这是一个荣誉等身的集体，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年年被评为“标兵单位”，多次立功受奖，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
20多个春秋寒暑，战士走了一批又一批，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他们捍卫国旗的赤诚之心和一张张永葆青春活力的面孔。人们记住了国旗，记住了祖国第一哨，却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然而，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却阐释着他们最亮丽的青春年华。国旗护卫队每个战士的鲜血、灵魂和生命，都与国旗融为一体，化成了五星红旗的一部分。
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北京的一道亮丽风景，是烙在13亿华夏儿女心头上的一枚中国印，更是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鲜活见证。
朝阳下，在五星红旗猎猎的飘扬声中，橄榄色的升旗方队渐渐隐没在紫禁城内。
站在这极具象征意义的广场上，看着升旗方队同样极具象征意义的橄榄色背影，人们不禁会联想到共和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伟大，联想到五星红旗从诞生到第一次高高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艰辛和伟大，对这支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更是充满了敬佩和好奇。
这样的升旗仪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天安门广场最初的升旗是什么样的？国旗护卫队荣誉光环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时间，无数个与国旗有关的问号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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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午门外的沉思
国旗护卫队的驻地在东朝房。
这是午门外东侧紧邻故宫靠近东厥门以南的一排房子。古时候，这里是文武大臣上朝前后候朝和议朝的地方。顾名思义，东朝房坐东朝西，与西厥门以南的那排被称为西朝房的房子隔路相对。
路不是一般的路，是北京著名的中轴线。硕大的青石板铺就的路面已经被岁月磨砺得油光黑亮。每一块石板都是一段凝聚的历史。站在这条石板路上，人们的思绪总是会和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
1983年2月的一个清晨，刚刚升完国旗的五班班长董立敢走在这条铺着硕大青石板的石板路上。这个25岁的安徽小伙紧锁眉头，像是为什么事情苦恼着。
走在他旁边的和他一起去升旗的是副班长高福新。高福新安慰他说：“班长，你刚才讲解得很出彩。多亏今天是你升旗，要是换成别人一准傻眼了。”
原来，刚才在广场上的时候，有一队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看升国旗。升完旗后，那个老师向董立敢提出一个请求，让他给学生们讲一讲国旗知识。
猛不丁地面对这个问题，董立敢有点蒙了。
董立敢所在的五班担任升旗任务是最近的事。那是1982年12月28日，武警部队组建，他所在的原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整建制划归武警，奉命从一师那里接管了升旗任务。董立敢现在所在部队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管辖。
虽然升旗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月，但班里的战士在升旗过程中却碰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问题。面对群众提出的这些问题，有时战士们会感到尴尬，这激起了董立敢对国旗更多的思考。
就在前些天，他带领班里的战士刚刚搞清楚了两个问题。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来看升旗的小学生的提问。那天，看完升旗后，那个小学生突然向升旗的战士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问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有多高，二是问飘扬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有多长、多宽。当时，升旗的战士由于不知道就回答得很含糊，说旗杆很高，国旗很大，并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尺寸来。那个战士回来之后很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当时的尴尬情况说给班长听。董立敢一听也蒙了。说实在的，虽然天天扛着国旗去旗杆下升旗，可他也说不出旗杆和国旗的具体长短和尺寸。当天晚上，等把国旗收回来，董立敢就找尺子仔细量了国旗的尺寸，得出结论是天安门广场上空五星红旗的尺寸是长5米，宽米。夜深人静的时候，董立敢又拿上一轴白天找来的线去了广场。他把线的一头系在升旗挂钩上，然后按下升旗按钮。当线被带到了旗杆顶部，他又按下降旗按钮。等线下来的时候，董立敢就用尺子精确地丈量出了旗杆的高度是米。从那以后，再遇到问及这个问题的群众，班里的战士就都能正确地回答出来。
想不到，今天早晨，董立敢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面对那位小学老师突然提出的问题，董立敢稍一犹豫，还是接过老师递过来的话筒把自己所知道的国旗知识全部讲述出来。那都是他上中学时从课本上得来的知识。他从江姐在敌人监狱里绣红旗，谈到革命事业成功的来之不易；又从1971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上空，讲到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地位。小学生一个个都听得入了迷。他讲解完之后，一位胸前挎着照相机、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主动走上前来握住董立敢的手，一面称赞他讲得好，一面又向他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
五星红旗是怎样诞生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是谁担负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董立敢被问住了。
随后，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他说非常希望负责升旗的国旗卫士能够多了解一些国旗知识，这样才可以利用升旗场合多宣传国旗知识，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回想着刚才那位记者同志的话，董立敢一边走一边沉思。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负责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武警班长，有义务更有责任带领全班战士多学习一些国旗知识，来回答群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有关国旗的问题。
董立敢记得，五班第一天接过升旗任务的时候，中队长申美平就对他说过，国旗是祖国的象征，面对国旗就是面对祖国。看到这么多人民群众都在关心着国旗，此时的他才真正理解了中队长的话。
1983年2月的那个还有些寒意的清晨，走在午门外的中轴线上，看着故宫里的红墙黄瓦，第一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朦朦胧胧之中，这个年轻憨实的安徽小伙心里萌生出一股股热流。他隐约觉得自己这个国旗班班长应该琢磨点与国旗有关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董立敢并没有料到，正是当初他的这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使后来他所在的五班成为遐迩闻名的国旗班。而他自己也成为声名远扬的国旗班第一任班长，他的照片至今仍被张贴在国旗护卫队荣誉室的墙壁上。
2 第一任国旗班班长和博物馆馆长的相遇（1）
国旗班还不是那么有名的时候，人们更习惯称这个班是队列五班。在部队待久了的人都知道队列班是什么意思。队列班可不仅仅是要求队列走得好，各项工作都要成为中队里的一个标杆，样样事情都是不能落下的。所谓标杆，首先强调的就是纪律，而外出次数又是衡量纪律好坏的一个硬性指标。
这一下，可难坏了队列五班的班长董立敢。他要查找国旗知识，就要请假外出，外出多了，势必会影响班里的声誉。
思前想后，有一天，董立敢趁指导员张华来班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说了出来。做政工工作出身的指导员听完董立敢的一番话，眼睛顿时就亮了。
指导员不但给他批了假，还充分肯定了董立敢的想法：“五班长，你的想法很对，作为负责升旗的国旗卫士， 不但要爱国爱旗，更要把国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样才能言传身教地去感染别人。”
指导员还语重心长地指着不远处巍峨庄严的午门对他说：“五班长，你知道1900年8月28日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董立敢回答不上来，看着指导员发呆。
指导员微微眯起眼睛，说：“那一天，八国联军在这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阅兵。领队的是800名俄军，后面依次是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和奥军。各国公使和司令官以及军事记者、使馆职员、侍卫队都参加了阅兵式。阅兵完毕，英军燃放礼炮，宣告*开始，八国侵略军就是从这里列队进入故宫的。他们一路鼓乐齐鸣，一路哄抢我们的国宝。”
早就听说过八国联军哄抢故宫的屈辱事件，想不到他们还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公开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听着听着，董立敢感到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了自己的心上，他的呼吸也变粗了。
指导员接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要饮水思源，通过了解国旗，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使全国人民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热爱祖国、爱护五星红旗、积极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让爱国主义情操永远激励我们团结奋斗，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的上空永远飘扬。”
董立敢简直是太高兴了，他搓着双手激动地说：“指导员，你的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就是表达不出来。”
指导员又笑着说：“你们五班担负着升国旗的光荣任务，每个人都应该既是过硬的升旗手，又是合格的国旗宣讲员。你先去搜集资料，然后整理出一份国旗知识讲稿，让每个战士都要熟悉这份讲稿的内容。”
“是！”董立敢兴奋地向指导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逢周末，董立敢都会背上军用挎包带着纸和笔到有关单位去搜集查阅与国旗有关的一些资料和图片。
随着国旗知识的积累，董立敢越来越意识到国旗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猛然感悟到，原来国旗还有着那么多他以前不曾知晓的深刻含义。
董立敢的国旗知识越来越丰富。
他了解到，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彼此之间的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于是人们就用一根长棍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2 第一任国旗班班长和博物馆馆长的相遇（2）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语句，疏：“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
旗帜还有区分人们社会身份和等级的作用：“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