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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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哄的。我看得出雷纳塔很适应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她很好地扮演了肥皂剧里冤妇要求讨回公道的角色。“我不再是前秘书;或是前情人;”她得意扬扬地说道。“我是雷纳塔·阿尔维斯。我是社会共有财产。”她有滋有味地告诉我她有9个律师;买了6套行头伪装自己;有时不得不待在汽车后备厢里出行以避开记者。她还开设了一家网站————后来我在上面看到一些忠告诸如:“如果你开始一段新恋情;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餐厅。你的前男友可能会打给你。”
雷纳塔告诉我;早上她还为一个比基尼展览摆了造型拍照。她还补充说;所有头牌杂志都找过她。他们希望拍她只穿帕梅拉斯球衣、白色长筒足球袜和高跟鞋的照片。
拍裸照是实验过并已经验证的女人成名的一种方法。《花花公子》;巴西发行量最大的月刊;是传统的足球宝贝展览橱窗。比如说罗纳尔多的两个传奇前女友;以扮“兔女郎”为业;在杂志里以女同性恋的亲昵方式出现。
我暗示雷纳塔裸体出镜将会损害她的形象;从而丧失她所有的信誉。
“我不这样认为;”她回答;“看了照片的人会想:‘卢森博格真有眼光啊。’”
国会审查委员会给了阿尔多·雷贝洛以政治动力来重新启动他对耐克公司的质询;这也达到了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级别。国会从没有对足球投入如此精力。现在参众两院都在做着这事。
阿尔多想再次排查一遍1998年世界杯决赛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为了做这个;他的调查委员会选举通过传唤有关与罗纳尔多健康疑云相关的主要人物;第一个就是扎加洛。我飞往巴西利亚现场采访。
这让我有机会见到阿尔多;他很快成为拉美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知名共产党人。我们在国会几个街区以外的一家有银制餐具的西班牙餐厅把酒言欢。紧邻着我们桌子上坐的是佩德罗·马兰;巴西的财政部长。阿尔多非常认真地履行着国际左翼联盟的义务。他蓄着斯大林式的浓密胡子;是个老烟枪;还不时地冒出马克思主义术语。他虽然认真;也不失幽默。他总是带着微笑;露出完美的牙齿。我觉得他是一个体面;工作勤奋;具有理想的人。
当1998年巴西队从法国失败而归时;阿尔多说他看到一张登在报纸上的球迷在里约国际机场等候的照片。一个人举着巴西国旗;而在本应写着誓言“秩序和进步”的地方;换成了“耐克”。巴西足协被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阿尔多说那个场面粉碎了他对事情发展的看法。
“我们当然是出让了主权;”他议论道;“我认为巴西足协背叛了国家;即使我明白他们不是故意的。”他相信和耐克公司的协议削弱了国家队的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国家队参加过多的商业性比赛。“迪斯尼公司并没有出卖他们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但是巴西足协出卖了国家队;”他说道;“没有什么比足球更能代表巴西了。这是我们自尊的组成因素。不应该用商业毁了激情。”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4)
直到国会审查委员会介入调查;阿尔多才有名起来;他就是那个提议保护葡萄牙语不受外来语——特别是美式英语——侵害的议员。“我的两场战斗都是一个目的;”阿尔多说道;顺便抽了一口万宝路;“这是一场保护国家固有特色;对抗全球化威胁的战斗。我认为你可以使整个世界大同而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标准。”
阿尔多讲话时带有明显的地方鼻音。他来自维克萨;阿拉戈斯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父亲是一家大养牛场的帮工。他童年生活贫困。阿尔多说他是踢着用橘子做的足球长大的;并说绿皮橘子好;因为没有那么软。他对足球充满感情。他开始背诵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的球队。
“费利克斯;奥利维拉;加拉多;阿西斯;马可·安东尼奥;德尼尔森;还有迪迪;卡福;萨马罗内;弗拉维奥;卢拉。”他说起来不带停顿。这是1969年罗伯特·戈麦斯·佩德罗萨杯上弗卢米嫩塞的阵容;他记得那时他听广播。“决赛时;弗拉维奥受伤了;米奇替补出场。他接住德尼尔森的任意球;头球建功;取得胜利。”
阿尔多设法离开维克萨;到阿拉戈斯的首府马西奥上学。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反独裁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89年他第一次被选入国会;那年他33岁。我问他是否相信罗纳尔多的上场是出于耐克公司的压力。他回答道:“一般认为耐克公司喜欢让他们赞助的球员上场踢球。”我追问一句:罗纳尔多上场有隐情吗?“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他补充道;耐克公司的存在使国家队内产生了一种有害的氛围:“我认为不仅仅是耐克公司'对罗纳尔多上场'施压;但这确实是一个因素。我认为罗纳尔多身上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他难以承受。”
我告诉阿尔多;球员出现在国会作证绝对是一出喜剧;因为很多国家都梦想打入世界杯决赛;不论结果如何。阿尔多会心地笑了:“世界杯亚军是绝对的失败。这就像你和女孩谈恋爱;她说你只是她心中的第二人选;因为她更喜欢另外一个人。”
2000年11月21日;星期二——在巴西队0∶3输给法国队2年4个月零9天以后——扎加洛出现在了阿尔多的国会调查团面前。这是当年最受期待的听证会。数十人挤在霓虹灯走廊里排成长队;为的是得到一个好坐位。几乎没有人是为了到旁边的委员会会议室的——那里有一个关于地方基金的调查和一个有关侵占亚马孙公用土地的听证会。
扎加洛和利迪奥·托莱多以及若阿金·达·马塔一起出现了。这三个人就像出现在城市婚礼上的乡下土包子;穿着整洁的不同颜色的西装;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也被允许进入了听证室。扎加洛戴着厚厚的眼镜;头上白发稀疏;坐在阿尔多边上一张抬高的凳子上面;而阿尔多正是此次听证会的主持。在他们俩前面是坐在长凳上的议员;后面是五十多名新闻记者。
按照家乡的习惯;扎加洛开始了讲话;好像是被体育节目邀请的嘉宾一样:“很荣幸来到这里……我从不会逃避和国家队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我总是愿意谈国家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重要的了。”
突然他变得富于攻击性。他举起了一份体育类报纸;并说报上举证他曾经写信阻止调查的开展。他说这都是谎言。
“我想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理可讲。”他申辩道。
议员们在他们的话筒里大喊:“安静!安静!”
“我没有撒谎;该死的!”扎加洛回应道。
阿尔多要求他不要抢着说话。
“这什么意思?你要我任由他们说;而保持安静?太不像话了。”
来自佩纳姆布克的一名年轻议员埃杜阿尔多·冈波斯说道:“我可能只有你年龄的一半大;但我曾多次见识过你这样的愤怒……请不要觉得自己遭受指责;请不要这样暴躁地来指责可能在这间屋子里的某个人。”
扎加洛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也因为尴尬。他的攻击行为偃旗息鼓了。他看上去一副饱受屈辱的样子。69岁的扎加洛是巴西最具传奇色彩的世界杯得主。在1958年和1962年他作为球员;1974年是教练;1994年是助理教练;1998年又一次成为教练。他是巴西的化身;国家队的吉祥物。而议员们对待他却好像是在对待谋杀案的被告。足球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碰撞成了一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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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5)
罗西尼亚博士;左翼议员;有着浓密的小胡子;评价道:“他现在不是在球场里;可以对着他的队员叫嚣。”
关于报上谈到的信件是这么回事。扎加洛在一份给巴西足协的声明上签了名;否认耐克公司对国家队施加了影响。这个声明被巴西足协用在了一封给议会的信里以反对听证会的召开。但是扎加洛抗拒的态度给事情定了调。当全场安静下来以后;他显得非常抵触和无助。
他讲述了他在1998年7月12日在巴黎巴西队驻地所经历的事件。
扎加洛说球队在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就各自回了房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法国队在半决赛对克罗地亚的录像。然后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他原以为不过是一些法国球迷;所以并没在意。然后他一直睡到下午5点。直到他离开房间;他才被告知罗纳尔多的突然变故——这是事件发生后的三小时。
晚上;罗纳尔多被送到了巴黎的利拉斯诊所。扎加洛和其他队员去了法兰西体育场。
扎加洛说他让埃德蒙多来顶替罗纳尔多的位置。在队内布置战术时;为了激励队员;他讲了1962年世界杯上发生的故事;虽然贝利因伤未能出场;巴西队还是赢了。
在比赛开始前约40分钟;罗纳尔多出现在球场——据扎加洛讲——穿上了球衣。检测显示一切正常。罗纳尔多渴望上场参赛。“面对这种情况;我选择了罗纳尔多;”扎加洛在听证会上说道;“那么是他的上场导致了巴西队的失败吗?绝对不是。我认为是'全体的'失常;而这是由所发生的事情造成的。”
这次听证更像是一次光荣的赛后新闻发布会。议员们的发问就像遭受挫折的体育记者。扎加洛这样为他的决定辩护:“如果当时不这样;没有让罗纳尔多上场;巴西队还是0∶3输了;人们就会说;‘扎加洛是老顽固;他应该让他上;'罗纳尔多'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我想我还得来参加听证会……在半场时我甚至问'罗纳尔多':‘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扎加洛;没事;我觉得很好’。”
他不断地用诊断检测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我总是说'诊断'结果来自一家法国诊所。”他强调“法国”似乎这保证了他的合法性。因为要是巴西诊所;没人会相信。
扎加洛讲了四小时后;利迪奥·托莱多和若阿金·达·马塔被同时传唤。有一名议员是医生;所以谈话变得非常专业。
托莱多和达·马塔说他们至今还不确定罗纳尔多到底怎么了。他们说这不是任何一种癫痫;因为诊断结果里看不出线索。他们和医生及同事们谈论此情况;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认为罗纳尔多的事件是体育诊断史上独一无二的。
像扎加洛一样;托莱多也为他让罗纳尔多上场的决定辩护;强调说他一切都是清白的。“法国医生说他可以上场。他们只是要求他一件事——别在对抗法国队时进球。”
他形容他所受到的压力:“想像一下如果我不让'罗纳尔多'上场;巴西队又输了。赛后罗纳尔多再说:‘我没上都是因为利迪奥医生。’到那时我可就得逃到北极去了。”
听证的第一天多姿多彩;但还没有涉及到耐克公司。所有证人都否认耐克公司有暗箱操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埃德蒙多的出现;他两天以后才现身。埃德蒙多曾在赛后说过耐克公司要求罗纳尔多踢满全场的话。
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一样;真相渐渐地被一层一层揭开了。埃德蒙多的陈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午餐后我就在宾馆里。一般那时球员都回房休息。要睡觉的就睡觉;看书的看书;听音乐的听音乐。我就在我的房里。那是一间套间;我和多里瓦一间;罗伯特·卡洛斯和罗纳尔多在另一间。大约3点钟的时候;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我正在看电视;卡洛斯走进来说:“埃德蒙多!埃德蒙多!多里瓦!罗纳尔多觉得不舒服!”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