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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李敖的冷眼狷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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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写了〈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却懒得理他们了。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杂志。李敖称自己这是在提倡“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出传统的运动”,是他“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此文的发表,将文化论战点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叶青主持的〈政治评论〉发表周若木一万多字长文〈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前文中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后文则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是“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 ,刊有胡秋原七万多字长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和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第8卷1期发表〈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3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2期看出叶青〈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底传播者〉两文,对李敖的观点继续进行批判。
  当然,李敖也并非全然孤立,支持他的人主要有居浩然、殷海光等,他们或写文或写信,为李敖摇旗呐喊。
  对批评自己的文章,李敖认为只有徐道邻和胡秋原是光明正大的批评,所以于3月27日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专门答复徐、胡二人。
  从4月份起,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加论战的人数比以前多了,方式也由单兵作战发展为集团作战,当然,这主要是指反对李敖的人,而李敖虽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那都是人自愿的,而非李敖拉来的。
  4月10日,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发表《文化创造论之确立》,声援胡秋原。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唯“美”人物》,含沙射影地骂李敖是说“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说他“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5月1日,徐道邻夫人叶一风在《文星》发表《谩骂不能推行西化》,说像李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他担心“没有了中国”。同期《文星》上还有梁容若的《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沈国钧《“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5月3日到6月1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四、五、六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文化问题无战事》,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上还发表了林植的《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和郑学稼《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5月10日《政治评论》刊有任卓宣《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和一篇《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及署名仲平的《不要假装不知道》等文。5月16日,《世界评论》发表周伯达《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其中第五节以“标准的虚无主义”为题专谈“深受胡适器重的李敖”。5月25日,《政治评论》在《漫谈》栏里发表笑生《浮夸青年何以读书多》、冠南《中西文化结合的近例》。从5月份开始,台湾的“青年国民党”人也加入进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醒狮》连载一系列文章批评李敖。6月1日,梁实秋在《文星》发表新作《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也有旧作重刊〈自信力与夸大狂〉;同期还有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6月10日出版的《政治评论》则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对文化论战中的各派力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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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胡适辩护(3)
在这后一轮论战中,李敖愈战愈勇,一鼓作气发表了数篇文章进行攻击和反击。4月23日,李敖写了一篇〈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发表在〈文星〉,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女权的罪行。同期《文星》上还有魏廷朝《从巴札洛夫谈起》一文。接着在6月1日出版《文星》上,即有郑学稼《论巴札洛夫》发表,将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在6月16日出版的《世界评论》上,胡秋原、魏廷朝两人继续在“巴札洛夫”身上做文章,同期还有胡秋原的〈关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希望青年超然门户之外,励进真知之中〉,说李敖“一切出之儿戏”。
  反对李敖者此时开始了集团攻击,他们利用各种刊物,大开什么座谈会、研讨会,试图形成对李敖的“围剿”态势。5月13日,《政治评论》社举办‘中西文化座谈会”,邀请“对此问题有研究及有关系的学术教育权威人士参加”,任卓宣为主席,参加者有沈刚伯、吴相湘、徐复观、陈大齐、方东美、田培林、胡秋原、方子卫、郑学稼、吴曼君、王集丛、赵一苇等。与会者纷纷指责“胡派言论……用尽一切诬赖之方法、丑诋之辞汇、凶横之气势,较之斯大林对付其政敌、希特勒之屠杀犹太人,有以异乎?”大家一致认为“‘西化’之说根本不可通,‘全盘西化’更不可通。”6月,张铁君主持下的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学宗〉第3卷第2期上,编了“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问题研讨特辑”,发表数篇文章攻击李敖;7月15日,《醒狮》举办了一次国民党内的文化座谈会,出席者有“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国青年国民党”创国民党人,“天人学会”、“诚学会”“惕社”发起人,报刊杂志总编辑,总经理,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央级民意代表”等,“皆为对文化问题素有兴趣或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众口一词抨击李敖。
  一些报纸、刊物也以“民意代表”的身份公开发表社论,反对李敖。4月16日,《自由报》发表社论《对最近文化问题论争的看法》,认为“一般知识群对于这次论争寄予相当的兴趣和期待”。同一天,《世界评论》也发表社论《为“中西文化论战”说几句话》,其中谈到:“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文化太保’,是由于某极少数知识青年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5月10日,《政治评论》发表社论〈中西文化论战之歧出》,文中称:“正进行中,出现了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在某刊上发表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恶毒地责骂了四十个学者名家。其在当代的人,不写文章者以‘童言无忌’视之,被便得意忘形,以为他人不能答辩;写文章者一加答辩,彼除来一篇《我要继
  续给人看看病》外,还拉一些青年来帮腔,实行‘人海战术’,大肆围攻,不可一世。”5月25日,《政治评论》再发表《怎样加强文化作战?》的社论,指出“全盘西化”是“违反民族主义”的。6月25日,〈政治评论》又刊出社论《他们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说:“胡适诬辱整个东方文化为无灵性,显然是对中国文化估价甚低之意,而对于西方文化则估价甚高。这是一看《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讲词,便知道的。因此,应该抛弃中国文化,采纳西方文化。讲词中也露出这个消息来。于是捧他的人,即报纸所谓‘狂热的西化青年’,遂把过去很多评论中西文化及解决此种问题的主张一一责骂,而重行叫嚷‘全盘西化’起来。”
  李敖当然也没闲着,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外,还有7月25日写的〈“文化太保”谈梅毒〉、8月27日写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等。他的这些文章,性质虽然很庞杂,但所宣扬的理论重点不过如下: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
  二、死的文化至多只适合死去的时代。对今天的时代来说,只能做文化史和博物馆的材料。
  三、死的文化中纵使有一两个活细胞(所谓固有文化的“优点”),也对话生生的现代不能移植。
  四、就好像一座又笨又旧的大挂钟,纵使其中有一两个齿轮没长锈,可是对我们新式小巧的手表毫无用处。
  五、所以我们不要它!
  六、洋鬼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好奇和骗人以外,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如同他们研究一个死去的恐龙、一个吃人的野蛮民族一样。他们并不是提倡恐龙行动或是吃人文化。
  七、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与“民主”,只有“玄学与教条”。
  八、……(略)
  九、世界第一流的讲究科学与民主的强国,从来不搬弄什么五千年固有文化,从来不认识什么尧舜禹汤文武,但是他们是强国。
  十、我们老老实实跟在强国的屁股后面学就是了,背着这个传统的大棺材干什么?
  十一、我们要追求西方活泼泼的大美人,不要抱东方的冷冰冰的臭僵尸。
  十二、所谓什么“国情不同”的借口,纯粹是一派妖言,所谓什么“超越前进”,“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等等,完全是不要脸的夸大狂。
  十三、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的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这些思想是李敖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战文章的一贯思想,表现的方法和文章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思路却是基本一致的,只要读一读这些文章,即不难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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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胡适辩护(4)
这一场论战的始终,都收在他的〈文化论战丹火录〉中了。
   。。

2.在文献会混饭(1)
为了混饭吃,李敖暂且去了文献会。一次罗家伦和陶希圣来参观李敖的卧室,竟看到李敖在墙上挂着〈花花公子〉上的大幅裸体女人照片时,两人不禁面面相觑,先后夺门而出。
  我们上面说过,因生计问题,姚从吾准备将李敖推荐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委员会”去暂且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吴相湘也极为赞成。吴相湘赞成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一直想拉李敖搞近代现代史,但因为姚从吾也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李敖搞中古文,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
  吴相湘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
  不料当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高兴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李敖时,李敖却面有难色。李敖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他实在不愿意和陶希圣接近。
  吴相湘劝李敖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
  姚从吾老师也劝李敖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已和胡适谈过,胡先生也说不妨去。
  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加上自己目前实在需找个饭碗,李敖只好答应,暂时去文献会混碗饭。就这样,他上了“贼船”。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给李敖送来1000元,并附一信,嘱咐李敖“往事己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努力考试留学,期为国用。”并劝李敖“应善用才智,志于大者远者,切勿沾染骂人恶习,尤忌常作辩难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鸡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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