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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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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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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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诏熊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介石的反动*的政府，表示愤慨。1939年后，昆明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也贫困至极，对多数人来说，这样清苦的生活还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来增加收入，教书匠却偏偏不会也不屑于做这一套。我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好发议论，表示不平，但因为我长期抱着超政治态度，没有想到要投身到改变这种情况的革命斗争中去。
昆明遭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连我家也不得不下乡。我们搬到落索坡与吴晗家同住。在祠堂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袁震，她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她有冷静的头脑，对时事有精辟的分析能力。吴晗对她很尊敬，我们尤其如此。他们夫妇俩形影不离，在回忆中很难把他们分开。我更多地从共同生活中认识吴晗。我们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龙头镇赶集，这中间还要轮流在那里的邮局取信。这种生活习惯了也蛮有趣。吴晗又加了一个消遣项目：在河边钓鱼。他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每次都满载而归。
落索坡、黑龙潭、龙头镇构成一个地区，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专家。虽然这里物质条件较差，但不受空袭的威胁，可以安心读书。在乡居期间，吴晗应清华之聘，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和袁震曾到过四川叙永，联大在那里办分校，设一年级学生班，吴晗讲授中国通史课。他在四川喝上了黄酒，整坛整坛地喝。豪饮适合爽朗的性格，同时对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一年后他们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乡下不能及时读报，又没有无线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好几天，我们还不知道。空袭威胁逐渐减轻，我们先后回到城里。我于1942年8月也回清华教书，在联大讲授英国戏剧等课。我兼任英文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