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场-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胤椿鞯囊恪G和MM，是“哥哥”和“妹妹”的汉语拼音缩略，无论年龄，直指性别；洗手间也不“男”不“女”，改行比象形文字还要象形的烟斗，高跟鞋，长裤或短裙。除了生、旦脸谱，这种抢在全球化真正杀到之前免陷非汉语如厕者于不义不法的举措固然是未雨绸缪，却有可能对本已危机四伏混乱的符号体系形成进一步的破坏，近来我见到一个嘴上叼着烟斗的人就会忍不住地联想到公厕，不知算不算一种不祥的迹象。
当符号像常识一样不再可靠，什么是检验男女的惟一科学的标准？国际性体育竞技大会的组织机构会告诉你，为了保证赛事在公平的原则下进行，即好男不与女斗，好女不与男争，自称是男是女，看起来像女或者像男，都不行，这个你说了不算，要刮你一小片口腔黏膜，对其中的上皮细胞进行涂片、染色、镜检等一系列化验，直至检出X染色体，你才是女的，检出Y染色体，你丫才是男的。不放过一个男人，也不冤枉一个女人，CSI里面，任何一个负责的法医也是这样干的。
民国版成功人士标准（1）
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曾几何时，估计是清末民初吧，是一部分国人的终极人生梦想。
毕竟局限于食色，境界不高，于是，另一些脱离了低级趣味却又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梦想的中国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一个补充，曰：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拿美国工资，上英国大学。当时能想到的“成功人士”标准，大概就是这样。
《 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 》虽然是一本不太靠谱的书（ 主要是因为细节上过多的文学渲染，例如，在《 三人行的背后——周氏兄弟与日本妻 》一章中这样写少年周氏兄弟：“‘阿哥，我们什么时候去抓麻雀啊？’周作人带着笑呆呆地问道，树人瞟了弟弟一眼：‘没看见我这儿还要看书吗？去去去，一边儿玩去。’满脸尘土的周作人对着哥哥吐了吐舌头跑开了。”不过所引史料大致可信。根据我对此书的研读，发现在“民国名人”中能做到“娶日本老婆”者确实不少，但能将以上四项逐一按章落实者却实在不多。惟一最为接近的“四项全能”目标的，算下来就是辜鸿铭了。但惜乎每一项似乎都有些不太到位，例如，上过爱丁堡大学不假，但苏格兰的大学能不能算是正宗的“英国大学”？又如，“娶日本老婆”也是真的，但花200两银子从窑子里赎出来的大阪姑娘吉田贞子，后来只是被辜鸿铭纳为二奶。
“中国厨师”自不待言，但最成问题的乃是“美国工资”。辜鸿铭吃过朝廷的俸禄，也领过北洋政府的工资，终其一生，除了拿过《 纽约时报 》的稿费之外，却未曾正正式式地领过美国的工资。当然，如果视“日本老婆”为“贤惠”的同义词，视“中国厨师”和“英国大学”分别为“好吃”和“品质”的代名词，那么，辜鸿铭在出任五国银行团翻译职务时的6000 元月薪，就绝对称得上是一种“美国工资”了，尽管五国银行团由俄、英、日、德、法组成，不含美国。
百年之后，今之视昔，这样的终极“成功人士标准”未免显得有些too？simple？sometimes？na？ve，但考虑到历史的局限，这种“闭上眼睛叹世界”的境界毕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结果。
以不成功或接近成功人士们在过去100年里前仆后继的实践活动观之，请中国厨师，好办；拿美国工资，不难；娶日本老婆，对于民初时代的留日中国学生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难度最高的，恐怕还是“上英国大学”。这件事，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亦无太大改观。
英国的大学之所以好，好到能和“日本老婆”、“中国厨师”以及“美国工资”并列“四大”，平起平坐，说穿了，第一是贵，第二是难。再说，英国的大学虽多，但是名校，尤其是被中国所共同认可的名校，从清末到民初，从民国到现在，来来去去无非也就是牛津和剑桥两家。
讲钱伤感情。英国名校的贵，这里就按下不表了。然而英国名校的难，不说出来就一定会伤身体。
正是这两家顶级的英国高等学府，不仅贵，不仅难，近年来还令人瞠目结舌地改变了录取学生的标准，即不是单凭学生的成绩，还要看他们是否有创意。这种“创意”，就体现在面试题目上。两大名校的面试题目，都具有鲜明的周星驰风格。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无厘头题目，去年逾一万名以全A成绩自高中毕业的学生，都被牛津及剑桥拒于门外。
牛津大学校方解释，这些面试问题是要测试申请人是否具备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以及理性争辩与表达的能力。“牛桥入学申请”的创办人之一是25岁的牛津校友乌芬代尔，他说：“牛津及剑桥的面试过程，极可能让那些天资聪慧的学生都招架不住。我们帮助申请入学的学生，为意料之外的事作好准备。”
“欧洲电视上的歌曲竞赛节目是否是表现民族主义的一个范例？”这就是一位申请牛津大学历史与政治学的学生在入学面试被问到的。而在早些时候，伦敦一间由牛津和剑桥的校友成立、专门提供两校面试训练的公司“牛桥入学申请”，公开披露了“比往年更具挑战性”的今年两校部分无厘头面试题目。 “为圣诞老人的驯鹿命名”——这是剑桥大学医学专科的面试题目之一。
剑桥的医学专科，到底是不是以兽医著称于世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可能真的能把人给读“高”。
天才和白痴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具有鲜明周星驰风格的“牛津剑桥入学面试题”，再一次向这一常识发起了挑战。
申请牛津经济系的学生，面试时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人们为何还希望经济增长？”
想到牛津攻读法律的青年，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我在你房屋的一面外墙上作画，这幅画属于谁？”报考英文系的学生必须回答的是：“我教育你的意义何在？”历史系的面试题目是：“我们可以追溯使用声音的历史至多久远？”相比之下，社会及政治科学系的问题来得比较火爆：“你认为日本黑帮对巴西及美国有何影响？”
近来牛津、剑桥开始受理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并派人到北京组织面试。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人披露过两校在北京的面试题，因此，老夫聊发少年狂，吃饱了撑的，今日在这里就对以上问题来作一番尝试性的回答：问题：“如果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人们为何还希望经济增长？” ——试答：“助人为乐乃人类之天性。”问题：“为圣诞老人的驯鹿命名。”——试答：如果为圣诞老人拉车的驯鹿是一只，就命名为“圣诞一鹿”；如果是两只，就命名为“圣诞二鹿”；以此类推，如果为圣诞老人拉车的驯鹿数量太多，例如多达八只的话，就不妨简而言之，统称为“八个雅路”好了。
民国版成功人士标准（2）
问题：“如果我在你房屋的一面外墙上作画，这幅画属于谁？”——试答：“这要视情况而论。如果你是凡高，那么这幅画肯定属于我；如果你是我，那么这幅画肯定属于你。”再来：“我们可以追溯使用声音的历史至多久远？”——请参考在中国各电视台频繁播出的“国窖1573”之广告词。问题：“你认为日本黑帮对巴西及美国有何影响？”——蠢才，《 杀死比尔 》已出到第二集了，难道连第一集你都没有看过吗？
罢了，牛津大学就是“牛”，剑桥大学真够“剑”。早知英国的大学会变态到这种地步，说不定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当年一定会把“成功人士俱乐部”的标准从“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拿美国工资，上英国大学”及时更改为“吃英国菜，住日本房子，拿中国工资，讨美国老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制服诱惑（1）
黛米·摩尔挺着个大肚子拍裸照的时候，美国的女专栏作家爱玛·邦贝克发表评论说：这是黛米·摩尔的第二个孩子。我要重复这一点……换一种方式来说，羞怯已不再存在于她的词汇中。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许多的男人急匆匆地出入于我们的病房。美国每一个产房上都应该挂这样一块牌子：“地球上最后一个羞怯的女人进入这里！”
为了强调上述观点，爱玛·邦贝克还附送了这样一个真人秀：她本人生第二胎时，和一个头胎的年轻妇女同一个房间，“她非常羞怯，在给她作检查时，她把头转向墙壁，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不过，分娩两天后，“她在大厅里走向一个男人，说：‘大夫，我要喂奶了。在你看来是否正常？’接着就脱掉了她的罩衣，一位护士把她领到她的房间里去，告诉她，她刚才向一个管维修的男人袒露她自己。”
除了“二胎”一词较为敏感之外，黛米·摩尔的大肚子裸照以及美国的产房文化都不是我们今天会感兴趣的问题。借助于这个美国药引子，我想说的其实是关于制服。我相信，故事中的那个“头胎美国产妇”之所以会在医院大厅里轻浮地当着那个男人脱掉了自己的罩衣，主要是因为那个男人当时肯定正穿着医院的制服，而且，那身制服多半会是白色的。都是制服惹的祸。电影里也经常见到坏人只要穿上一身白的，外加一个口罩，就可以在医院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坏事。
当然，就邦贝克提到的那家医院的个案而言，维修工和妇科医护人员在制服上的区别不甚明显，显然属于管理上的一个漏洞。
制服之功能，一方面用来统一和凝聚，一方面用来区别和隔绝。制服就是这样一种最拧巴的服装。写过《 格调 》一书的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 ）在《 爱上制服 》中指出：“世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穿制服，但同时又必须拒绝穿制服，以免自己珍贵的独特个性遭到抹杀。如果不肯穿得和别人一样，就会遭到嘲笑，实际上也没有人愿意在公众场合中穿得像个傻瓜或怪胎。企业主管恐怕永远都不可能穿着颜色鲜艳的紧身裤走在路上，但是一般人因自己独特衣着能够吸引别人目光而暗自窃喜的心态，恐怕也永远不会改变。”
鉴于制服的这种“拧巴性”，性学层面上的“制服诱惑”—— 一些人身上的制服如何能变成另一些人心中的诱惑——更容易使人大惑而不解。即使充分并灵活应用现成的恋物癖原理，也无法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千奇百怪的制服比起那些被盗窃的内衣裤显然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因此，我认为要解开这道性学难题，应该从社会学入门。
制服，又称“工作服”或“职业装”，所以不论有多么拧巴，对于因制服而导致性兴奋者而言，与其说“这个”人使他兴奋，不如说“这个人的行业”或“这个人的工作”使他们感到很High。换言之，他们其实是酷爱工作的人，并且深信“工作着是美丽的”或“工作着是性感的”。无论出于爱还是恨，他们期待发生性行为的目标，乃是一个行业或一种工作，而不是人。他们都是最最原教旨的集体主义者，渴望把最个人化的性行为最大化为一种社会化行为。黄子华在他的“栋笃笑”里曾把“结构性失业”解释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