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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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明治时期的家族式官僚体制统治下的政治机关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的加剧使人们离开农村奔向城市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对个人价值认同的提高使个人主义渗透到地域共同体中。民俗社会中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集团内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遭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强化近代的行政制度，培养地方政治的中间层来保持地方共同体的完整被提上日程。
这样，明治前期的中间集团比后期的独立性相对增加。中间层的媒介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统治阶层就能较好地和被统治阶层接轨。明治前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立身处世观就源于这种接轨。如果某个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不仅会得到天皇的奖赏，家乡的人也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还会被当作英雄看待。
人们的所属集团给予的评价，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成功的人和想成功的人在自我意识中也有两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是所属集团如何评价自己，再就是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观察自身。在这样的社会中，耻和名誉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羞耻观却不普遍。因此，和明治后期的人相比，明治前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社会性格中，有不拘于羞耻的刚直的一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中间集团作为民众代表的功能逐渐弱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心理上也渐渐产生了不安。城乡差别逐渐增大，地方和中央之间并出现了明显的分界线，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视线的存在。过去被奉为人生理想的立身处世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内心也感到些许的内疚。在成功者和要成功者的人的心中，会因为失去了对所属集团的归属而逐渐产生模糊的背叛感和淡淡的乡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强大让日本人看到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规则，并逐渐产生向西欧看齐的想法，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但是西欧人的行为方式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对个人行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一个日本人用西欧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时，又受到自己所属集团行为标准的限制。当日本人用所属集团的行为标准衡量自己时，他又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西欧行为标准的制约。
1921—1925年，日本爆发了“大正民主运动”，使日本的藩阀势力退出了政治舞台，并产生了###制度，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初步确立。它虽然发生在天皇制的社会制度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形成。日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阶层的子弟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了罪文化。适合耻文化成长的社会土壤逐渐衰落，逐渐被罪文化取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同罪文化共同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的深化和耻文化价值观的衰退共同交错于大正时代，作为耻和罪交叉点的羞耻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欧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变迁情况正好相反。随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导致国家权力不断强化，中间集团逐渐强大起来，并趋于官僚制化，人们开始重视同一集团的一致性，以自发结社并存为结构背景的多元价值观逐渐变成了一元价值观，罪文化逐渐衰退，羞耻文化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在日本，由多元的社会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组成的市民社会没有发展成熟，民俗社会就已经直接转变成了大众社会，在这样不成熟的条件下，传统终究还是占据上锋。耻文化在社会模式的制约下，还是如草一般，火烧不尽，风吹又生，其反反复复的结果也就是文化的不断演变、变态、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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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1）
每个人都是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命令的受害者，即使有心为自己讨回公道，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追究责任。难怪人们管日本的官厅叫“无责任体系”。在这种权力代理制度下，上级可以巧妙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即便下达了什么有违民意的命令，中间人的存在，也可以让他们从沸腾的民怨中逃脱。
古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责任越大，需要处理的事务就越多。人的精力有限，权高位重的上级们根本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幸好他们有众多下属鞍前马后，可以随时差遣调换。然而，若想让下属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就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部分权力的代行者，否则，即使下属有为上级效力的心，也没有为上级办事的力。
代行上级权力的下属，便是权力金字塔中的中间人，他们一边承接着上级的任务，一边又对下级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督促他们完成任务。因为这些中间人的存在，上级们省了不少力气，他们只要将意图交代下去就可以了，不用直接行使权力。中间人承担的任务越重，需要的权力就越大，对上级权力的代理功能就越强，而上级也就越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权力往往会超乎想象地向社会的底层渗透。因此，对老百姓来说，尽管那些国家权臣们，深居在自己看不见的深宅大院中，很少露面，他们的影子——权力还是无处不在，影响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赋予手下权力也并不是每个上级都擅长的工作。他们必须小心拿捏这权力的大小，既要让它大到足够属下们完成任务，又不能让它成为属下坐大的原因，下属和上级同样存在着博弈的关系。历史上，被下属架空权力，结局悲惨的上级屡见不鲜。
中间人不只是上级的代理人，他们执行上级命令时，也会悄悄地在这个命令中加进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搞清到底谁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了，上级们无法保证他们的命令不被中间人篡改，真正作用在百姓头上的，往往是变了味的命令。如果说上级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在社会底层发挥作用的命令并非他们的本来意图，如果说中间人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他们又不是这个命令的“原创”。
近代官僚制度，通过法律保证各级命令如实地传递下去，但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却只能依靠中间人传递命令。权力几经代理，就变得模糊不清，权力行使的过程也随之神秘起来。百姓们只知道要履行官老爷的命令，但这命令究竟被哪些官老爷添油加醋，它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的封建时代早已结束，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也荡然无存，但权力的代理习惯却保留下来，依旧在日本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日本，权力的行使和责任就在一次次的代理过程中，被巧妙地掩盖起来。虽然日本存在最终极的统治权，却没有明显的权力集团，日本形式上的权力和实际权力由此分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日本皇室“万世一系”，天皇在大多数时间里却都只是国家的傀儡的原因。日本的政治就像洋葱一样，没有明确的核心，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政治中心的国家，不如说它是一种“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的政治展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它连一个能向全国发放命令的领导人都没有，却一度给世界留下了团结一致，上下齐心的印象。它没有政治上的核心，却依然有能力把国家中的反对势力铲除殆尽，日本共产党诞生初年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体制是无形的，就连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具体形态，翻开国家的所有法律，也找不到它的藏身之所，但它又无所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力量。
权力代理的制度确保上级的命令能够实现，却也让这种命令所引发的责任被分散开来，一旦该命令制造出不良后果，人们就能轻易找到借口推脱责任。参与了命令制定的人可以说，他们只不过看过命令文件罢了，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负什么责。执行这一命令的中间人会说，他不过是按上级的意思办事，自己身不由己。制定了这份命令的上级又可以说，他只是认可了中间人的行为，至于中间人具体做了什么，他就不知情了。
二战结束后，不少崇拜天皇的日本人坚持认为，发动战争并不是天皇的错误，那些国家官员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歪曲了天皇的心意，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直希望恢复战前的天皇制，他在小说《奔马》中将天皇比作太阳，将官员称为云朵，认为正是因为“云朵遮住了太阳的光”，日本才一蹶不振，想要恢复光明不能消灭太阳，而是要拨开云朵。最后，东条英机等人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审判，下令发动战争的裕仁天皇却依然受人尊敬，安然地在皇宫中度过余生。如今在日本政界，高级官员在犯了大错后，让手下小官出面顶罪的事也屡有发生。
如果把权力代理制度中的“权力”替换成“权利”，这种制度依然会像从前那样运转下去。关于权利的本质，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利益说；有人认为权利是法律保护的意志——意志说；还有人认为，权利就是被法律尊重的选择——选择说。更多的西方人认为，权利就是人的选择权，那些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坚信“上帝赋予了人选择的权利”，在他们眼中，人的权利（选择权）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结合这种观点，权利体系中的中间人，就不只是他上级的代理人，同时还代表着下级的主张。中间人的角色就像《圣经》中的摩西一样，一方面聆听上帝的教诲，将上帝（上级）的命令制成“十诫”教化众人；一方面又作为众人（下级）的代表，将人们的心愿转达给上帝。有了中间人的存在，下级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声音无法传达到上级那里，他们和上级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但中间人却成为二者沟通的桥梁。
下级的意志向上级集团传递的过程中，也不免有被中间人添油加醋的情况，一旦上级对下级的主张不满，中间人也可以以“我只是传达一下下级的要求”为由，逃脱责任。同时，下级人也可以埋怨中间人，没有如实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就像上级权力向下级渗透的过程一样，下级意志传递给上级集团的过程，同样可能含混不清。
无论是代表下级主张，还是代理上级权力，中间人都有可能在其中做手脚，他们让人摸不清楚正在行使的命令到底是谁的主张，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是否如实地转达了人们的心声。
为了让上级的命令传达下去，中间人拥有了部分原属于上级的权力，对接受命令的下级来说，他们俨然就是上级的化身。就是因为中间人可以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化，从承接命令的代理人，摇身变成发布命令的被代理人（上级），上级才可以巧妙地将自己的权力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