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零人三部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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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出版社的成都办事处找了份活，主任是个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说话时谈笑风生，非常有感染力。没事时，这个中年男人就躲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呆，一个人面无表情地抽烟。这样一间大房子，装的居然是寂寞。不过，要是我能呆在里面，不知要熬上多少年。
我们新来的总共三个男生，工资都是一千二。因为上班没什么事情，所以大家也就无甚怨言。换个角度想想，公司提供场地、水电、午餐、保险和工资，就是让你玩儿，人家可真亏大了。我们三人一间办公室，共用一台电脑，没事时就玩游戏。头儿有时也进来，勉励我们多学习。见我们在游戏，就若无其事地走出去。也许他怕我们无聊，希望我们用学习来挤占时间，但我们选择用游戏来解闷。
财务主管是个过了更年期的女人，我们称她刘老师。三十来岁的方经理则提议大家一同喊刘姐，说是怕乱了辈分。刘老师为人心直口快，有事没事喜欢找我们摆龙门阵。她说得最多的是自家的宝贝女儿，说要介绍给我们认识，但从来就没有行动，因为她最了解我们的财务状况。第二年，刘老师很正式地给我们发来请贴，三个光棍还没来得及出手，就眼睁睁地看着她那美丽动人、耳熟能详的女儿成为别人的新娘。
工资第三年涨到一千八，活儿总不见多。总觉得和刚来时一样，什么都没学到。最初进成都办事处，是因为这里清闲，多年来写作的爱好能维持下去。可一旦整天处在一个清闲的环境中，反倒失去写的动力。这时我们都已明白，成都办事处没有走市场，而是走系统。只要关键时主任能挥洒自如，搞定教育系统的领导，办事处就能开张吃三年。我们三个人的功能，一半是打杂，一半是摆设。有时想想，实在有些悲凉。
我想我应该离开，可是我没有勇气。生活一下子失去方向，只好四处寻找刺激。一千八虽然不多，但在成都足够潇洒。可以呼朋引伴，隔三岔五找人吃火锅，喝喝小酒打打牌。要么约同学去望江公园，共同缅怀已经流逝的大学时光。我坐在府南河畔的石头上，看着悠悠的流水，以为生活就这样过去。
03年底，一场不大不小的疾病消耗掉我所有的积蓄。黑格尔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的命运朝不保夕，可我却无力抗争。在社会的潮流中，个人的命运实在太渺小了。我已经一无所有，倒不如索性豁出去。可是七年来，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城市的一切。闭上眼睛，我甚至能回想起每一个地段的风貌。离开这个城市，我又将去向哪里？
04年流火般的7月，当我提出辞职时，头儿在沉默后表示理解。我是知道的，我们的主任喜欢并乐意扶持有才干的人，可在他手下做事永远不会有出息…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悖论。我缓缓走出单位大门，听见一声叹息。三年来，我和我所生活的城市、我所工作的单位以及我的领导，彼此之间不过是维持了一个默契的假象。
温州记
当你在一个城市混不下去时，最好是立即更换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冰冷的完全陌生的城市，偏偏能激发人的征服欲。
05年春节，我回成都稍作喘息，把目光瞄准温州。几个堂哥都在这里，开大货跑上海。当我在那所著名的二线高校虚度光阴时，几个哥哥以此为荣，认为我在改变家族的知识结构后，能轻易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的期望还没结出果实，我就投靠他们来了。
三城记（2）
温州的文字活，一个月也就两千左右。而一个资深大货司机连同吃油钱，一月能挣三千出头。事实上一个月拿两千和拿两万，只有数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可一个人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哪里能作进一步的打算？我对几个哥哥说，我这次来准备在温州办学。所谓办学，就是给孩子做家教。温州人有钱，只要教得好，家长出得起高价。
05年4月，我白天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月薪两千，有饭补。下班后做家教，几个孩子轮番上阵，把我的业余时间占得满满的。月底一算还成，一共收入四千。但公司承诺的饭补没兑现，经理说我还在试用期。我怒斥道，难道试用期的员工就不吃饭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温州广告界水平落后，我看一些小事情上落下的笑柄，倒是会被业界奉为经典。
这个耿直的重庆崽子大为震动，对我再三挽留。事实上我的文案水平不过尔尔，我唯一比温州人高明的是学会装腔作势，这得益于在北京几个月的熏陶。
我试图融入温州人的圈子，可惜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温州，保姆是保姆，家教是家教。人与人之间的分层意识无处不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网络是最为便捷的交际方式。我轻易地结识一群本地愤青，以文化的名义勾搭成奸。这些落魄的文化青年虽然贵有东方犹太人的血统，但个个都穷困潦倒。这让我在江湖的落魄中找寻到一些心理安慰。
05年6月初，我已嗅到暑假家教市场的火药味，就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我爹在电话里气得不行，他溜光的下巴又像掉了毛的掸子一样抖个不停。几个哥哥倒是理解，看样子这几年在外没白混。不过，他们也只能把自创门户的使命交给我。
温州的办公用房租金太贵，管理又非常严格。我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把眼光投向百里之外的飞云镇。我来到镇中心小学宣传时，学校老师已捷足先登，早就怂恿学生参加他们的暑期培训班。家长们则认为无论如何要给老师一个面子，不然开学后孩子会受到歧视。
6月28日学生拿成绩单，我站在大雨中，一手拿伞一手发传单。有些孩子接过后连看都不看，就当纸巾抹了脸。小脸被传单的底色染得通红，叫人哭笑不得。学生散尽后，我向旁边的店家借了张扫帚，把路上的纸屑清扫干净。因为传单上我已是来自北京的名师，不能叫这帮人小瞧自己的素质。
我找了一间清水房，又弄了几张桌子，教室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最终来了近二十个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往往是教了这边，又去应付那边。两个八岁的孩子过得非常开心，往往不到八点半就守在教室门口。有一次钥匙不见了，我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玩。快到下课时他们才收到培训班的口头命令…回家后写一篇作文。
一次收费二十，二十个学生就是四百。这让我兴奋无比，因为赚钱的方式有别于昔。这
一次我为自己打工，我的时间没有廉价地出卖给任何人。可奔波于温州与飞云两地之间，实在是太累了。在开向温州的车上，醒来时我的包已被人用刀划开，手机和学费都不见了。
我站在温州的大街上，四顾茫然，心里酸得能清晰地感觉到肺叶的颤抖。我已经无钱再维持下去，也不好意思再向几个哥哥开口。记得有人说过，太平盛世最大的兵荒马乱便是幻灭。这一次我的希望破灭了，美丽的温州成为囚我之城。看样子，该是撤退的时候了。
北京记
无论什么人，只要自以为和文化发生过半点关系，都希望去北京扬名立万。我到北京后才明白，外地来京人员最多有两种：一种是民工，另一种是文化人。
第一次来京漂泊是04年10月，我当时什么证书都没带，自以为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北方傻大个忽悠得二麻二麻的。结果跑遍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出版社，也没有一家肯收留我。这帮文化人表面上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实际上还被禁锢在一张文凭里。
三城记（3）
其间我曾厚颜无耻地去拜访一个诗人，此人十年前是四川某山村的教师，因为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进而产生留在北京的梦想，如今已在通县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介绍人面子够大，我和诗人称兄道弟，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一直到走，我都没有点破来意。我想落入尘世中的诗人也会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断地恭维他，无非是希望有人能提携一把。
天气越来越冷，钱也越来越少。我躺在缺少暖气的平房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我对找工作已经没有信心，不时地和北京的熟客小聚，趁机打打牙祭。北方人善酒，我则不胜酒力。不过有一回我特有面子，以两杯茶对一杯啤酒的比例，把一哥们灌得大醉。此后的两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我的肚子在咚咚作响。
05年8月，我又回到成都。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风情万种的城市始终是我的回归之地。我较为简短地在一家主营农业的广告公司工作了两个月，然后做带头大哥，抗议对我宠爱有加的老板夫妇。结果，我被手下的兄弟出卖了。一年之后，我从终点回到起点，又从起点回到零点。
我每天都在网上查询招聘信息，看见四川一家饲料公司招销售。我打电话问：你们招编辑吗？对方说：只有北京总部才招编辑。我反问：那你知道你们总部设四川分公司目的何在？趁对方还没有回过神来，我接着说：一方面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也要推荐人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05年11月底，我又一次杀回北京，在这家饲料公司总部做内刊编辑。12月中旬，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三届饲料大会上，我见到以前广告公司的老总。他穿着黑色的风衣，还是那样帅气迷人。我握着他颤抖的手，感觉有些凉。人在江湖上，总会遇到一些恩怨。有时候，你只能选择淡忘。
一段时间后，我由文字编辑改做发行编辑。公司内刊发行量50万份，管理非常混乱，什么流程都没有。我只好整天看报表，不懂地就向相关人员请教。做了两期后，很快就上手了。紧接着，要对印刷厂家、发报的邮局和物流公司重新洗牌。我整天装模作样地和一帮人讨价还价，总觉得生活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远。
我发现印刷、邮寄和物流一年花掉千万，里面漏洞非常大。按照社会的潜规则，其中有一定的操纵空间。我早就领悟到资本的巨大力量，它让人臣服于朝九晚五。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莫非我迎来了改变人生的支点，在逆境中展翅飞扬？
我的心乱得厉害，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公司给的待遇不高，仅能满足基本生存。不过刚来时我很知足，因为我无须四处颠沛流离。我可以肆意喘息，用一种安详的姿势来看北京。我虽然渺小，但在这个浩瀚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坐标。晚上回到厨房改造的单间里，我可以看书，写小说，想我遗弃在温州的孩子们。我的生活很平淡，但感觉像诗意一样生存。
可我又怎么能甘心呢？我是一个从田野里走出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因为上了大学，就企图做城市的主人。两年来，我不停地辗转于三个城市之间，每一座城市都成了伤心之城。我觉得每一次撤退，就是一座理想之城的丢失。可我惟有撤退，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这一次，机会摆在面前，我究竟是下手还是不下手呢？
为神的使者工作着
我们的SalesDirector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偶然提到：“老板也不是神，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从昏睡的临界状态中回过神来，定睛凝神端详了他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