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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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所以被轻视，正因为它申明了不生育；第四类性关系的错误之所以显得不如第三类严重则是因为它不会造成非法生育。至于正当不正当，则明显是结婚与否的同义语。除非经过一定手续得到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一切与性有关的行为均为不正当。以上解释不但为我们调查中所得事实所证实，而且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同性恋群体无论规模还是活跃程度都超出我们的预料。同性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至少比不受法律保护的异性恋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令人感到意外。可以肯定地说：同性恋者的活动完全是为了性和感情方面的满足，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如生殖）。这种行为虽然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永远得到负面的评价，但却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受到轻视而苟得的自由。追溯历史也会发现，虽然宋明以来一直有“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逛相公堂养戏子之类的行为几乎是合法的。在这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育重大论。放纵欲望比之造成非法的生育罪名要轻得多。
不需要论及同性恋现象对当事人和周围社会的影响，仅其存在本身（规模、内容、规范、价值观等）就足以引起社会学研究的注意。我们期待有条件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对同性恋现象做实证的研究，以得到更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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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婚姻
近代社会学者们在人类婚姻关系的研究中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那就是，推翻了所谓“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惟一的永恒的婚姻形式”的神话。他们用大量事实和论辩证明：人类婚制确实经过了一个缓慢但是明显的演变过程，原始时代实行的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现存的一夫一妻制也并不是永恒的；所谓“惟一”、“永恒”之类的神话，不过是现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类婚姻关系发展史上的观点亦如上述。他们将婚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群婚时代，时间约为
万年前至纪元前
年（有些区域结束得较晚）。群婚时代的开始，是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那时，婚姻不分辈数，甚至存在父母与儿女交媾的现象。接下去是几种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即（一）血缘婚姻形式：这种婚制排除了不同辈数的人们之间的结合，但同辈者皆为夫妇；（二）普那路亚婚姻形式：这种婚制排除了兄妹之间的结合，采取一氏族的妇女与另一氏族的男子结为共同夫妇的形式；（三）对偶婚姻形式：这是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时期的婚姻形式，它虽然是一男一女结合，但家庭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夫妻关系是松散的、经常变异的。
随着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和私有财产制的出现，人类婚制进入第二阶段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公元前
年开始，至今已历数十个世纪。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是严格的，它被恩格斯称为“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婚制演程的第三阶段是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全民所有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时代。对那时的婚姻形式虽然难以预测得十分精确，但可以推知的它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二、婚姻完全丧失其不可离异性。
我国现存婚姻关系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它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它与历史相比较有怎样的变异与遗传？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又将怎样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未来婚制又将是什么样的呢？
历史
在私有制尚未出现的原始时代，人类婚姻大多出于满足情欲这一十分接近动物本能的动机。但是，“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页）中国古老的婚姻定义是：“婚姻者，所以承先业而继后嗣者也。”为了辨别子女的确属，以求得到确定无疑的财产继承人，形成一个能够使私有财产世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家庭，便发生了为产生合法子嗣而缔结的婚姻，同时出现了为剥削女子劳动力而形成的
家庭奴隶制。在这种婚姻中，男女双方的结合不是基于共同的爱恋，而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家族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的意愿。那时，结婚成为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家族势力的社会行为。对于男子来说，结婚不是为个人娶“妻”，而是为家族娶“妇”；对女子来说，结婚也不是个人嫁“夫”，而是以“妇”的身份嫁给夫的家族。这种旧式婚姻在社会的上层常常表现为两个家族的政治联姻和经济联姻。俗谚云“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我国自古以来是以“门当户对”为婚姻的首要条件的。《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夫妻有敌礼之义，而良贱非匹配之宜。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北魏和平四年诏：“皇族师傅百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现代的阶级内婚制虽然不再像古时那样彰明昭著，见于经典，但仍为社会实际上分为阶级这一无情现实所决定。拿破仑为了和旧式王朝结成同盟，以博得欧洲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声誉，娶了自己所不爱的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就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日本影片《华丽家族》中所描写的金融资本家为了扩充自己经济势力，不惜违背儿女意愿与其他财阀家族缔结婚约的行为，就是标准的经济联姻。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联姻中，感情的动机是一文不值的。旧式婚姻在社会下层的表现形式虽然谈不上政治和经济的联姻，但并没有摆脱经济的考虑，并不能仅仅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女子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和为家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被娶来的。在以男耕女织为主要形式的中国旧式家庭中，女子担负着相当大的经济职责。“掺掺女手，可以缝裳”（《魏风
卷第” 》第
葛屦》），女子从一结婚就陷入了伺候公婆、丈夫和子女的终
身劳役。《礼记
昏义》中说“：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
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这里把旧式婚姻的经济意义和女子在家庭中的经济职能表述得十分确切。
与婚姻的经济动机相应的婚姻方式，是普遍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由于婚姻完全是或首先是一件关系两个家族经济利益的事情，所以它是一笔货真价实的交易。家族为这件大事认真商讨、权衡利害，却不大顾及婚姻当事人的意愿。
在封建统治极为深重的中国，人们可以看到买卖包办婚姻的完备形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千年古训在各类典籍
中俯拾皆是。《诗经》中诵道：
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娶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齐风
《礼记
：男女非有行媒
（南山》）坊记》说“
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
一个女人，不聘（无媒礼）而婚，虽然为夫家生了一个儿子，
还是没有免于被休弃的命运。赘婿婚也可以作为旧式婚姻买卖
性质的佐证。《说文》释“赘”字为“以物质钱”。《汉书》载：
“家贫子壮则出赘”，就是说有些男子因家贫出不起聘财，只好
“以身为质”。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严整
礼仪之下，在父兄尊长决断的选择和奢华的铺排之中，儿女的
意愿被摆在什么位置，爱情又被摆在什么位置呢？几千年来所
谓“明媒正娶”的旧式婚姻，把人们束缚在“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重压之下，人类生活中最美好最珍贵的爱情之花，被
这只冷冰冰的磨盘碾得粉碎。正像拜伦的诗句中描写的那样：“平静而高贵明媒正娶，可是冰冷。（”引自《唐璜》）
在私有财产制度出现之前，无法辨别子女确属的自由性
交、自由结合绝不是不道德的，但当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有了
绝对必要时，作为产生合法子嗣之保证的妇女贞节就变得格外
重要起来。以此为基点，形成了一套适应于旧式婚姻关系的伦理道德。它看上去是那么道貌岸然，而实际上却极端的伪善，它的无所不在的威权令人窒息。
旧道德的特别虚伪之处，在于它只是对女子的约束，而对男子却并无约束。就像一枚铜币的正面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背面一样，旧式婚姻也绝对离不开蓄妾和嫖妓。于是，所谓“一夫一妻制”变成了只是对女子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的一夫一妻制。几千年来，我国盛行的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妾）制。古籍中有“尧闻舜贤，征之草茅之中，妻之以媓媵之以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