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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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少来自内心的负罪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恋就会少他们一边感到有负罪感，一边还在“犯罪”，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国，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采取了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它甚至没有被人们的内心所内化，只是一味地“弹压”。它激起的不是负罪感，竟是一种近于悲
怆的情绪，甚至达到小说家刘恒在《伏羲伏羲》中所描写的“不朽传奇”那种惨烈的程度。那个搞婚外恋的男主角不但不应当受到负罪感的折磨，而且“是一条多么仁义多么厚道多么懂规矩的汉子呀”（《伊甸园里的躁动》第
页）。中国人所受到的社会压抑的惨烈使人们摒弃了内心的负罪感，给他们的越轨行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涂上了一层“英雄”的色彩。当然，在当代中国人中多数人对婚外恋行为还是持严厉和否定的态度的。
结论
这一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研究的基本结果表明，在北京这个城市中，绝大多数人（
以上）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动都持相当严厉的不容许态度。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
。我国社会规范对婚外性关系的压抑与发
达工业国家相比要严厉得多。这种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使人们克制了婚外性活动的欲望。对那些确有此种越轨行为的人来说，规范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的负罪感，而是来自对外在后果的恐惧。此外，人们对有爱的婚外性关系比对无爱的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要高一些。这两种婚外性关系的当事人有一些不同的特征，他们对这种越轨行为的看法也不相同。
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年轻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较高，年长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持更加严厉的反对态度。二者的区别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这一分析结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这一态度也许永远不会达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但这一变化趋势确已存在。
我不愿意在此评价中国与西方在婚外性关系现象上的差异孰优孰劣，只是静观其现状及变化趋势。弗洛伊德宣称，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快乐原则”要屈从于“现实原则”。马尔库塞则认为，尽管在缺乏的社会只能有压抑的文明，但在富足的社会却可以有非压抑的文明，（“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在富足的社会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页）弗罗姆更是用褒赏的口吻提到“现代年轻人从权威主义的道德观所强加于他们的负罪感下解放出来了”。他指出：“总的来说，他们已经抛弃了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下注入西方人的思想已达两千年之久。他们把超出规范外行动引起的恐惧抛在一边，而这种规范曾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变得不道德。相反，他们正探索新的道德准则。”他把年轻人的这种特征称为“一种新的诚实”。（弗罗姆《说爱》第页）我们中国人面临着双重的压抑，一重来自时间
传统，从年长者与年轻人在婚外性容许程度上的显著差别可以感受到传统的这重压抑；另一重来自空间
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挤和“缺乏”的空间，虽然没有被注入“犹太
基督教”的负罪感，直接的外部压力（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也足以扼杀一切越轨行为。我们也许应当为这个
（而不是西方的
）而庆幸，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婚外恋（或许仅仅是没有人愿意承认有婚外恋行为）的社会中，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为此付出了“幸福的丧失”的代价。在研究中国婚外恋问题时，虽然应当注意到无爱婚姻所带来的不幸（这常常是造成婚外恋的原因），但婚外恋的负面效应也应予以关注，它为婚姻双方以及当事人三方（有时甚至是四方）带来的痛苦与烦恼往往并不下于无爱婚姻所带来的不幸。
参考书目：
①爱德华特（：《妻子从忠实向不忠实的转变》，社会问题研究会第
届年会论文。
巴塔克（）等：《捷克与德国青少年性行为的变化》，《社会行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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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邦克（《妒忌同配偶行为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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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戴利（）等：《男性性妒忌》，《人类学与社会学》，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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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说爱》，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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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克斯（《换偶，一个理论的检验》，《性研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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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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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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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伯克（《婚外关系》，普兰蒂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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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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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等：《婚外性关系：性容许态度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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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页。辛格（）等：《婚外性容许程度》，《婚姻家庭杂测模型》，《婚姻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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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森（：《婚外关系中的情与性》，《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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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特（）等：《公平与婚外性关系》，《性行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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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尔（《婚外性关系》，《门诊心理学杂志》，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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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等：《社区规模对婚外性关系态度的影响》，《婚姻家庭杂志》，
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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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离婚
引言离婚是依照法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也可以说是已婚男女的人际关系的解体，它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有时甚至能够达到惨烈的程度。然而没有爱情的婚姻与不和谐的家庭生活给人带来的痛苦往往并不弱于离婚的痛苦，其痛苦程度有的甚至比离婚更加惨烈。近现代历史表明，离婚率将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也就是说，一个步入现代化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种痛苦。因此，有必要对离婚现象加以研究。这项研究旨在了解我国离婚现象的现状，其中包括离婚的原因、过程、后果及人们对离婚所持的观念和态度。过去，我国报刊上关于离婚问题的文章虽然不少，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见，即使是采用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多为问卷方法，缺乏对离婚现象的近距离观察。本文试图用社会学个案深入访谈方法对离婚现象做一番客观的观察和研究。
文献综述
研究离婚问题的社会学者多注重以下几类问题： 离婚
率的变化， ） 影响离婚率的因素， 离婚的原因， 离
婚的后果。
关于离婚率的研究
根据斯科恩（）等人的调查，在至年间，美国、比利时、瑞士、瑞典等国的离婚率十分接近。随后，结婚率呈上升趋势但已停止，离婚率亦呈上升趋势但未停止，初婚年龄则呈下降趋势。（斯科恩，年）
纳奇斯（）根据在希腊个城市中所作的调查做出结论说，由于保守的家庭传统、过时的离婚法和缓慢的法庭程序，希腊的离婚率是比较低的。计样本中年结婚的有离婚，年结婚的有离婚，年结婚的有离婚。年家庭法的改革使离婚变得容易一些了，预计可能会使离婚率有所上升，但还是远不及美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离婚率高。（纳奇斯年）
西森科（）对苏联离婚率的研究报告指出，从年起，苏联的离婚案件增加了，从年
起增加 ， 每年约有 儿童与父母（多为父亲）分
离。 离婚发生于婚后 年内的占 年的占
年的占 ，多于 年 的占 （ 西
森科，年）。阿里斯托娃（）的一项民意
认为做
测验表明，苏联未婚女青年对离婚持有如下看法：
出离婚决定将会十分困难的人占对年轻和无子女者提出离婚这种情况容忍程度较高的人占相信只有发生违反基本婚姻价值观的行为才应离婚的人占
（阿里斯托娃，
年），罗布津斯卡（）的研究指出，合法离婚在波兰仅仅是从
年才开始出现的新事物。从那时至今，离婚率增加了两倍。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离婚率较高，大概是受了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影响。（罗布津斯卡，
年）库玛盖（）对日本离婚率的研究展示出另一幅画面。日本在年以前离婚率很高，而后持续下降，以
年为转折点，随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进程，离婚率又开始回升。近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提出离婚并在离婚后过独身生活，离婚率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然而作者认为，家庭仍然是一个与日本价值观念相符的制度，它对离婚率上升的反作用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离婚率的下降。（库玛盖，
年）
林（）将台湾地区的离婚率同发达国家做了一番比较。他指出，一般认为离婚率在新教和东正教国家比天主教和东方国家要高，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要高。台湾地区的离婚率低于多数工业国家，但高于意大利和墨西哥。在台
湾， 从 到 年， 离婚率呈急剧下降趋势， 年后
上升， 到 年达到顶峰，后又开始下降，到 年， 下降
趋势停止，此后到 年保持平衡， 从 到 年又重
新回升。台湾的离婚率以台北市为最高，此外还有 岁以下
离婚女性多、 岁以上离婚男性多的特点。（林， 年）
关于影响离婚率的因素的研究海德卡（）认为，过去
年间苏联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在于（
合法离婚的可能性上升了，即离婚的手续变得容易了，
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及社会关系对家庭的支持下降了，
人们对用解除婚姻来解决夫妻不和这一方法的心理准备和接受程度提高了，尤其是年轻人，
离婚法庭没有充分发挥其调解作用，原因在于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性学方面的知识。（海德卡，
年）
坎波
）预言，在美国，虽然目前离婚率相当高，但有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离婚率将有所下降，促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因素有以下
种：
结婚率下降，结婚年龄推迟，
人们精神健康程度提高，
单身者所占比例上升，
妇女就业已达饱和程度，不会再有大的增加，
国内迁移速度下降，
美国“文化革命”时期结束，
）所谓“繁荣的混乱状态”结束，
无过失离婚法案的潜在影响已经过去，
）对离婚后果的恐惧感上升。作者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