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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远去的战地浪漫-第35部分

小说: 远去的战地浪漫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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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饭的时候,烟雾缭绕,炒菜炸锅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
  杨静这套公寓外表看起来是极普通的三室两厅房,不曾想这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都装修得很现代而且极富特色。杨静住在四楼,窗前湖光山色,湖面是一片淡红的荷花,岸边是一长排的翠绿柳树。房间的布置十分淡雅,家具、窗帘、盘花都是浅浅的绿,最显眼的是对着窗户的墙,镶一整面稍稍倾斜的大镜子。
  “你在卧室里还跳舞啊?”
  “这镜子不为跳舞。思秋,你来你来,躺在这里,你看到什么?”
  思秋躺在床上,看到镜子里是窗外的西湖,那清凌凌的湖水,那荷花,那绿柳,那蓝天白云,就在房间里飘拂荡漾,你宛如躺在了西湖的水面上。
  思秋感叹说:“哇,真能享受啊,你们把西湖搬进你房间里了。”
  “是啊,西湖是美,我说美丽的西子湖都关在窗外太可惜了,陶然设计了这面镜子,这样就把西子湖搬到房间里了,让我每天亲近西湖的水上。这也是有钱、有闲了,过去住在一间小木板房带两个孩子,忙工作、忙政治运动、忙家务,又穷又忙,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住在西湖美过。现在孩子大学毕业都独立了,陶然单位盖房,我们自己凑点钱,叫集资建房,才大大改善了住房条件。思秋,我就是经常躺在这里想你,想过去,想我们在朝鲜的日子。”
  思秋躺在床上,躺在西湖上,听杨静讲述她怎么抱着那条断腿走到今天。
  “我在朝鲜战地医院,求医生一定要把我这条腿接上,我说我还要跳舞。医生做了很多工作,才把我那条腿扔在朝鲜山坡。陶然是左手断了四个手指,我和他同时被送回国。在沈阳的陆军医院,我开始痛定思痛,每天只是哭,这么年轻就断了一条腿,成为一个残疾人,我从此不能再跳舞了。我为离开正常的人生轨道、为离开舞台、为离开朝鲜的战友、离开部队,感到极度痛苦,感到前途渺茫,就像突然袭来一阵飓风,把我吹进一个洞穴里,我每天只能躺着看天花板发呆,窗外的春天,外面的生活,人们的笑声都与我无关了。尤其看到女孩子穿着花裙子走过,每一步都踩到我的断腿上,我羡慕得眼里流泪,心里流血,我感到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时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对志愿军“最可爱的人”无限的崇敬和爱戴,都想为抗美援朝、为志愿军战士做点好事。
  沈阳大学的同学来陆军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中文系一年级的全班同学与杨静交了朋友,经常有人来与她谈心,过年的时候,他们约定每个人都要自制一张贺卡送给杨静。
  “你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你轰轰烈烈地活过,光耀了一生。”
  “健全,让人羡慕,但心灵残缺,才是真正的遗憾;残缺,令人遗憾,但心灵健全,生活照样完美。”
  有两个女同学放寒假也不回家,轮流到医院陪伴杨静。
  一个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腿是一种幸福,现在知道有了腿不好好走路的人,才是最愚蠢的,才是真正的残疾。杨静姐姐,你教会我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一个说:“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就看我们怎么对待。明朝末年的史学家谈迁用二十多年完成了明朝编年史《国榷》,一天小偷来到他的家,看到这个家穷得没什么可偷的,就把一只装《国榷》的竹箱子拿走了。谈迁当时已经年过六十,他不是灰心丧气,而是又继续奋斗了十年,重新写了《国榷》。诗人说:只要厄运打不垮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

远去的战地浪漫 第四部分(20)
她们送了一本苏联小说《无脚飞将军》给杨静,它描写一个苏联飞行员在卫国战争中打断了双腿,但他用顽强的意志,艰苦地锻炼,终于用自己的一双假腿,重新让飞机飞上蓝天。
  这些大学生给了杨静很大的鼓励和温暖,让她从痛苦中、从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陶然又经常关心她,鼓励她,杨静又重新看到生活的曙光,又重新开朗振作起来。
  陶然左手断了四个手指,他照样画画,他转业到杭州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杨静装上假肢以后,转业到杭州小学当语文教员。
  但是杨静还是喜欢舞蹈,喜欢在音乐里举手投足,她认为舞蹈最能把女人的柔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她想用自己的形体,尽情地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她想:苏联无脚飞将军是一位真正的战士,断了两条腿,还能驾驶飞机;我也是一个战士,那么我断了一条腿,难道就不能再跳舞了吗。杨静认为经历过朝鲜战场磨砺的人,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再遇到什么样的苦都会吞得下,什么样的难都能挺得过。
  杨静说:“米古尔为我埋在了朝鲜,林玲、卓文瑶都牺牲在异国他乡,自己是两次死里逃生的人,不能活得黯然无色,人家能做到的事,我相信自己去努力一定也会做到。在锻炼假肢走路的时候,我就开始编创舞蹈,群众团体上演了我的节目还得了奖,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市文工团发现了我能编舞蹈,调我去团里当编导,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陶然在电话里对杨静说:“我有一幅画得了奖,我要请客人来祝贺,你能来吗?”
  “好呀,我一定去捧场。”
  让杨静奇怪的是在约好的断桥南头,只有他们两个人。
  “客人呢?”
  “你不是吗?一张画得奖,请懂行的,显得太张狂了;请不懂行的,他们没兴趣。你是又懂又不懂,所以就请你助兴了。”
  陶然把杨静带进了一间小汤圆店。
  “小气鬼,就请我吃汤圆啊。”
  “忘本了吧,你还记得我们行军在朝鲜山沟沟里,大家说现在有一碗汤圆吃该是多大的幸福,我现在就是让你体验幸福,忘却过去就是意味着背叛啊。”
  杨静笑了:“真是酸葡萄,请我吃一碗汤圆还讲出这么多道理,你不累啊。”
  然后俩人漫步在西湖边。
  “杨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那好啊,老大不小了,该谈婚论嫁了。是谁呀,我认不认得?”
  “你呀,认得的。”
  “我会认得吗?是哪一个漂亮的女孩,带来介绍一下吧。”
  “她确实很漂亮。可是这个人大家都看得见,就是你没有发现。你猜猜,这个人是谁?”
  “谁呀,神秘兮兮的。”
  “‘朝鲜苹果’,就是你呀!傻瓜。”
  “陶然,你不是又在开玩笑吧?”
  “这么严肃的事怎么好开玩笑呢。杨静,好多女孩子对我有意思,我呢,都没答应;好多男孩子喜欢你,你也没有答应。为什么?我知道我是在等你,你呢也在等我,咱们俩就歪锅配斜灶吧。”
  “你这个酸葡萄,你就这样求婚啊。”杨静扭头走了。
  杨静虽然残了腿,但仍然心气很高,不愿做个“歪锅”。很多男人爱她漂亮而大度,温柔而坚忍,可她都瞧不上,她喜欢的男人要比较刚毅而成熟。陶然太酸太飘,杨静喜欢男人事业心强一点,扎实一点,而陶然就像他的名字,陶然怡然没有什么追求。
  有一天,陶然请杨静去参观一个画展,杨静看到其中有很多陶然的画,才发现陶然这几年所作出的努力。尤其在展览中心一张大幅画《战火中的凤凰》,画一个志愿军女战士在轰炸的烈火中跃起,一块红绸飘上树梢,那个女战士是一个活脱脱的杨静。画上标明在法国获世界“和平奖”,为祖国获取很高的荣誉。那天陶然请她吃饭,并没有大肆吹嘘自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张画获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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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战地浪漫 第四部分(21)
杨静被陶然的画感动了,发现在他淡漠、孤高、飘逸的外表下,埋藏着如火的激情。陶然是一个不爱张扬自己的人,杨静细细想想,最了解她的人是陶然,最执著于她的人是陶然,最适合她的人还是陶然。他们不久就结婚了,结婚的晚上,杨静笑着骂陶然:“你这个骗子,一碗汤圆就把我骗来了。”
  现在陶然仍在画画,有些画都送到国外展览,出过几本画册;杨静仍在编舞,为市文工团编,为少年宫编,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尊敬。
  思秋听着杨静的介绍,对他们夫妻俩生出许多羡慕:他们俩人都从事文艺创造性的劳动,一生都为自己喜爱的事业付出,不需要总在别人的指挥棒下转圈圈;到了晚年,他们仍然被社会所需要,仍然有激情在创作、在奉献;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杨静温柔体贴,陶然幽默风趣,还常常一起去名山大川旅游,他们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情趣;他们虽然都有点残疾,谁也不嫌弃谁,互相关爱,真是做到了人生最难做到的和谐。这正是大家都渴求的生活。
  “杨静,我很羡慕你。”
  “羡慕我的残疾吗?”
  “你用一条腿,却能脚踏实地一直向前,你事业有成就,被社会需要,生活充实而丰富。不像我,我现在总是无所事事,想入非非,心灵悬在半空中,是一无所有的空虚吧,没有期盼,没有等待,没有目的地。不要说留恋在部队时候的那份激情,即使是‘文革’当中,我还有痛苦、有恐惧、有失望、有挣扎,心里毕竟还向往一个明天,现在我完全是一个行尸走肉。”
  “怎么,还在想念柳耕耘吗?”
  “总是忘不了他,常常想象,如果能和耕耘结婚,能在国内生活,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该是怎样的美满幸福。”
  “老外对你不好吗?”
  “戴维斯对我应该说很不错,他总是迁让我,我们是一对好夫妻,但不是一对刻骨铭心的爱人,我们毕竟隔着民族的习惯,隔着文化的差异,隔着社会制度的不同,没有像你们那样是水与水的交融,心与心的默契。他看到的月亮没有嫦娥,他看到的江河没有龙舟,文化中没有唐诗宋词、没有屈原。他爱吃面包,我爱喝稀饭;他爱他的上帝,我爱我的观音。我们谈话很难深入。”
  “他在中国住这么久,应该也是一个中国通了。”
  “再怎么说,我们血液里流的不是一样的血,他熟悉中国的生活,并不真正欣赏中国的习俗。一次,戴维斯在美国唐人街为我过一次中国的春节,我们在中国饭馆请他的亲戚朋友吃饭,饭店放了一串鞭炮,把客人吓得到处逃窜。后来戴维斯对他们解释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喜欢在一起热闹快活的民族,他们过节都要放鞭炮,他们无论是结婚或是死人送葬,不仅放鞭炮,还要敲锣打鼓,吹奏各种乐器,在大街上转圈子。等喧腾够了,结婚的才进屋,死人的才去安葬。‘文化大革命’,他们领袖说一句话,他们半夜全部跑到街上放鞭炮奔走欢呼,街头的鞭炮纸有一二寸厚。有人问,中国人的神经怎么这样坚强?戴维斯说,所以中国人打仗不怕枪炮炸弹。”
  “戴维斯说的也没有夸张,不过美国人一听,大概觉得中国人怪怪的。”
  “这次我真想找到耕耘,他不可能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我很想看到他,知道他生活得很好,我这颗心大概才可以放下了。”
  杨静问:“我们离开朝鲜以后,文工队减员,听说你们更辛苦了。耕耘一向表现很好,后来怎么他会成了右派呢?”
  “我总觉得是我害了他。”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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