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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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诺弗勒很热。白天没有风，让人感到烦恼。玛格丽特觉得丢人现眼了。我觉得她有点夸大，她到处在寻找安慰。人们安慰她。她的助手伯努瓦　·　雅戈建议她等到次日上午再决定电影是否停拍。
　　不眠之夜，百叶窗开着，朝着乡村。在思考的并不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假如这部电影停拍了……不，玛格丽特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那天晚上，她想：“电影，完蛋了。我要重新开始写书，我要回到故乡，重新开始那种已离开十年的让人害怕的劳动。我赢得了这场失败。快乐应该由此而来，由于赢了。我满足于这场胜利，做到了拍电影这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哪次成功能像这次失败这样让我感到如此宽心。”
　　不过，电影还是在拍，集体工作使她感到快乐。晚上，有盛宴。为了让她高兴，摄制组甚至星期天也呆在诺弗勒。我让没有床位的人住在我家里。1978年的夏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复活的夏天。四年来第一个夏天，我可以在呼吸、吃饭的同时，没有烦闷、焦虑或期望死亡。这种我觉得仍很脆弱的安宁使我又对某些东西产生了渴望，这种渴望就是写作。我对玛格丽特说，有一本书可能要诞生了。
　　“啊，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否则会落到土里的。你应该把书加盖放在锅里，让它翻滚。那是你的书，你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看。最后，书自己会让锅盖跳起来的。”
　　玛格丽特不习惯用做饭做比喻。她跟我说着，就像附近的厨娘。我笑了：
　　“你给莱谱让我写？”
　　她也笑了，接着又严肃起来。写作就像爱情一样，永无止境。她不可能不想办法弄懂在写作中发生的一切。
　　“你知道，人只有在某种黑暗中才能写作。这并不是因为你喜欢黑暗，而是因为你被黑暗包围着。人们无法破坏它。人们可以谈论一部正在制作的电影，却不能谈论写作。就像爱情一样，那是不能细说的。”
　　玛格丽特听自己讲话，就像要留住从思想深处冒出来的东西一样。她听自己说话，不单满足，而且更好奇。流过她大脑的那些模糊而嘈杂的东西表达出来，总使她感到惊讶。
　　她大胆地说：
　　“毫无疑问，我是个聪明人。”
　　在场者都不寒而栗。然而，有一天上午，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又突然悲哀起来：
　　“真可怕，我的思想永远停不下来。有时，当我写东西时，它又停了下来，但立即又动了起来，永远不让我安宁。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能停止思考。”
　　她的坦言使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我跟她刚好相反，我只有拿起钢笔时大脑才能开动。
　　她和颜悦色地安慰我。
　　“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工作，但要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就是说，要整天坐在桌边，什么事都不干。现在，我已走出了耕作阶段，完全摆脱了被迫的状态。谁都对我说必须工作。”
　　她也对我说：
　　“工作起来你就会好得多。写作，就是自杀，但不再是被死神所杀。”
　　她当然没有问我那本书的情况，但她提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因为我才刚刚开头。
　　“你想出书名了吗？”
　　书名立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了。也许就叫《大纪实》。”
　　当时，我们坐在标致203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忘了打方向盘：
　　“不错，这很好。”
　　她没有再做任何解释。她刚刚对我说，谈论一本正在写的书是不可能的：“书，就是夜晚。”我也觉得，谈自己手稿的作者总有些虚荣、软弱之嫌。不过，我想进一步跟她谈谈我的计划。
　　“那是关于我刚刚穿越的深渊的纪实，但我很害怕。怎样讲述这个我内心深处几乎一无所知的历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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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八）（2）
她马上打断我说：
　　“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的人是贫乏之人。”
　　我也担心自己太顾影自怜了。我所经历的抑郁在哪方面可能让别人感兴趣呢？
　　于是，她向我重复了一些我已听说过的话，那种方式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你越是特别，便越普通。”
　　“越是戴高乐将军1？”
　　我们谈论作品时，她从来不笑。这会儿，我成了寄宿学校里大姐姐面前的小女孩了。
　　“我也害怕变得厚颜无耻。你觉得别人会像我一样如此坦白吗？”
　　“那是因为你别无选择。要像这样叙述自己的作品，那得疯了才行。投入书中，然后卖书。比布洛涅森林2里一丝不挂的妓女还恬不知耻。写作更厚颜无耻。别无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这样。”
　　我向她引用了科克多1的话：“厚颜无耻是我们的英雄品质。”还有托马斯　·　贝恩阿尔2的话：“只写不知羞耻的人。”
　　玛格丽特更耽于声色，更大胆。她突然惊跳起来，好像想超越所有已说过的话：
　　“厚颜无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她来说，爱与写作同样无遮无挡，同样不为人知，“同样藐视让人失望的知识”。
　　一天，她问我的金发小女孩娜塔莉：
　　“你也写作吗？”
　　娜塔莉回答说，她写日记。
　　“对，对，你很正常。我寻思大家怎么不写东西。活着而不写东西，这怎么可能呢！在一个完结了的、可探测的世界上，人们不会写作。我要说：写作吧，就像我说的生活一样。”
　　1978年，玛格丽特复苏了。作家的毛病结束了。在《黑夜号轮船》中，缺憾和欲望，她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主要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但电影拍的是这种挑战：两个打电话的人物之间的欲望。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对她来说是迫不得已的。纯粹是写作的结果。
　　尽管如此，她仍在制作电影，摄制组在等待。结果无法预料：人们永远也不知道。
　　8月，放大假的气氛越来越浓。电影使每个人都在镜头前短暂地占有一刻，使他们焕发出精神活力。假如电影会砸锅，谁也不会事先感到痛苦，这有力地证明拍电影没写作那么悲观。写作是孤独的，拍电影却集中了一大帮人在身边。那个夏天在《黑夜号轮船》周围欢乐地度过。
　　远在粉红色的节日之前，她就发明了这艘幽灵之船，它满载着性的诱惑，在夜间航行。她说，她在《黑夜号轮船》中也创造了她的风格。从《黑夜号轮船》这个给人以启示的片名中，她找到了雄辩而滑稽的叙述方式。
　　玛格丽特天生雄辩，话说得很漂亮，这毫无疑问，但她的服装也很漂亮。我在照片上又看到了她的提花上衣，蓝色的帆布短上衣。裙子、翻领和背心之间的颜色很讲究，十分协调，或对比鲜明。亚麻布做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远在我认识她之前，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的衣服就精心裁剪。她身体柔软，裙子线条流畅，白色的衣领，纽扣精心选择。当时，人们还以为有大裁缝替她打理呢！这不大可能。是否有很亲密的朋友悄悄地把衣橱里无用的衣服给了她？
　　我后悔没有问她关于战争时期的看法。她很少提到战争。我本能地猜到她所保留的领地，尊重她的沉默。1940年，她26岁。她那时已如此精心地做裁缝了吗？甚至在印度###的时候，她就已经懂得什么叫漂亮。有些女人天生就会打扮。她就是如此。
　　她不逛商店，不翻杂志，很留意乌塔的女友们及女助手、女记者和女演员们的穿戴。她向她们打听：“这是羊毛做的吗？这要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她重复新款的衣服就像时装专栏编辑一样快，而如果是新款的，她又会说，“那是圣洛朗1式样”，哪怕那并不是圣洛朗式样的东西。没有人反驳她。人们好心地安慰她。假如她喜欢圣洛朗，那再好不过了。
　　如果她喜欢一件衣服，她就会去试穿。有时，她想留为己有。她急切地想得到它，就像小孩想得到玻璃小号角一样。人们抵挡不住她这种可惊可叹的爱好。来访者离开诺弗勒时往往会留给她一条披肩、一条开司米围巾或一件猎装，甚至是男装——因为她也喜欢男士服装。我的巴西女友维奥莱塔，当然，她跟玛格丽特一样漂亮，离开时脱下了她那件形如毛毯、中间开有领口的南美牧人披风。玛格丽特将永远赞美维奥莱塔，而维奥莱塔将永远为这件披风的归宿而感到高兴。这些东西既是掠夺品，也是礼物，只有把它们看成罪恶的人才会觉得耻辱。玛格丽特不是诺弗勒的麦当娜吗？有几个节日之夜，酒灌得有点多了，几个村妇在她的拥抱下哭泣，缩在她的怀里。尤其是一个圣诞之夜，玛格丽特坐在我阁楼的地板上，两个女人可以说是坐在她的大腿上，哭得使她动弹不了。她最后哀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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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八）（3）
“替我把她们拉开吧。啊，把她们拉开吧。她们这种崇拜我可受够了。”
　　玛格丽特认为自己长相普通。她这个几乎对一切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对自己却犯了错误。她绝非普通。她很美，有时甚至很漂亮，像一道光，一段音乐。但当酒精充满她的脸、她的身体时，她又变得很可怕，像癞蛤蟆一样。她很迷人，或者说很有魅力。甚至当她麻木不仁时，她也有某种光彩，飘飘欲仙，一种转瞬即逝的清新，非常感人，大家都不忍舍弃。
　　她说自己普通，但她也说起普通的高贵之处。上了年纪的时候，她仍相信自己还能引起男人的欲望。也许不是由于她身体上的魅力，而是因为她是个著名作家。她认为唯一能和她平起平坐的是萨米埃尔　·　贝克特1。
　　“你知道，我和贝克特可以一直吻到80岁。”
　　这也许是真的。两年后，即1980年，她66岁的时候，27岁的扬成了她的情人。
　　她对我说：
　　“很奇怪你会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
　　“你否认年龄。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也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除了那个让人想起你母亲的老妇？”
　　她觉得我这个问题几乎是对她的冒犯。
　　“老妇？我对她不感兴趣。”
　　那时她还没有写《萨瓦纳湾》，那本书中的玛德莱娜　·　雷诺——总让人想起她的母亲——正处于“光彩照人的年龄”。1978年，玛格丽特还年轻。
　　在那些年里，我只拍过一张她的照片。她很特别地站在格莱埃尔街她家的门前，身边围着我们的孩子们：乌塔、卡罗琳娜、弗朗索瓦及其女友瓦莱莉。她成了我的孩子们的母亲。那是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一张家庭照。
　　当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才用我的尼康照相机。好极了。我的记忆将抓住这些瞬间，而且也许会感到满足。就像只有贴在旧相本上的照片才能让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一样。
　　不依赖于照片，这种不得不被遗望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我曾生活在玛格丽特身边，却不曾以这种回忆为资本。现在，我唤起了这些回忆。它们显得很混乱。它们乱糟糟、不规则、不完整地穿过黑夜，并且带来黑影。
　　“有一天，人们看见一朵花，一朵玫瑰花，然后把它忘了——它死了——人们后来又看见了它，认出了它，并且把它叫做‘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从发现玫瑰一直到这个名字……这过程就是写作。”
　　1978年对她和我来说，都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