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 批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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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牵晃慌υ甲迦嗽�1937年创造了“常春藤联盟”一词。1945年，美国东北部8所大学的体育教练签署首个“常春藤协议”，为8支参赛的橄榄球队设立了各种标准。这项协议在1954年被扩展到其他所有的运动，这一年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正式诞生的年份。
这8所大学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每所院校除了历史悠久的特点外，还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的院校，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母校。目前，“常春藤联盟”被用来指代这些学府所共有的学生素质、教育价值观、质量标准、办学传统与特色等。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能力。
哈佛大学，“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
事实上，“常春藤联盟”校友在美国占据的不只是联邦最高法院，布什政府的许多在职、卸任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都有“常春藤”的背景。布什总统父子都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小布什还取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硕士）；副总统切尼也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候任主席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除此以外，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校友，而2004年大选中败北的*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毕业于耶鲁，前副总统戈尔同样是“常春藤”打造的“精英人士”。除了政界，美国诸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华尔街经纪人、媒体主持、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无不与“常春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常春藤”校友驾驭了美国各个行业，统治了整个美国。这些名校校友都有强烈的“一荣俱荣”的互相照应心理。例如，阿利托昔日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日前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援阿利托。
在“二战”前，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被称为“瓦斯普”（WASP，是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当时的“常春藤联盟”，大多在美国东北部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从贵族寄宿学校到常春藤名校到“常春藤联盟”名校的“一条龙”教育体系。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履历就代表了当时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瓦斯普”世家，在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如“骷髅会”等），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春藤联盟”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使得“智力阶层”逐渐取代“瓦斯普”。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拿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或者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证书，就意味着已向从政或者从商的成功之路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百年名校至今受到人们追逐的原因。 。 想看书来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2）
65 谁统治着世界
谁统治着世界？当然是精英集团。如果说美国统治着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统治着美国的“常春藤联盟”统治着世界。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2任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纵览世界，莫不如是。
精英的英文表达是elite，本意指成熟后的葡萄中果实饱满、质量上等的那一部分。后来好葡萄的意思被借用来比喻社会中拥有权力、知识和高尚品德的那一部分人，剩下的就是大众。换言之，我们可以说精英是社会结构的塔尖，而大众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塔座，他们的互相结合、彼此融会，构成了整个社会形态。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从精英与大众分野的历史进程中看出来。
在史前社会，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比较平等的状态，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当人口出现较大增长，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管理阶级与被管理阶级的分化日渐明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社会中一小部分人与其他大部分人在掌握权力、知识水平、道德情操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别，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分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精英和大众这样的概念将其区别开来。尽管两个群体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并没有出现。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得到了社会群体的默认。精英与大众的差别虽然直到今天也没有拉平，但是对比此前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状况相比，精英集团也不再变动不居，其开放性日益扩大。精英和大众就像同一源头流出的两条河流，并行地流淌过大陆后，最终一齐汇集到海洋。这个海洋就是人类的未来，某一个不确定的时空。
在中世纪，社会精英的主体由贵族、僧侣构成，精英阶层是一个较为封闭的集团；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大增，以及教育的普及，自由*观念的传播，西方国家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大为增强，除了出生和血统等先天因素外，大众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跻身于精英集团，这其中教育起着最为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些大众普通人的智力得到开发和锻炼，同时也结识一些精英阶层的后代，为日后进入精英集团做思想上和人际网络上的准备和铺垫，由大众向精英这一过程的转变可能是意识的，也许是处于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教育的普及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动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精英呈现出弥散的分布状态，而不再是紧抱一团的独立集团，他们与大众夹杂一处，精英的内涵在继续扩大，通过一些机制不断地从大众中吸收优秀者加入。尽管如此，精英仍然属于人群中的少数，他们未必全都有权有势，但是精英独有的心态依然足够可以把他们同大众区别开来。精英普遍拥有高于一般大众的学识，对国家、社会以及生活都抱有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是紧密联系的，而这些特质都是民众所不具备的。因此，今天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虽然已经开始模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已经同流合一。精英与大众的融合只不过是我们对未来趋势的初步判断，这一过程将充满不确定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铜墙铁壁已经熔化，他们之间的交往也不再是冰与火的缠绵。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3）
至于大众与精英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首先，大众需要精英；其次，精英离不开大众。
说大众需要精英，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大众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数量庞大，能量巨大，却因为所受教育和所处地位的限制，不可能将自己的诉求理性完整地表达出来，并获得社会的重视满足，从而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而没有了作为自己精神领袖和文化代言人的大众，就只能成为*所形容的“口袋里的马铃薯”，数量庞大，却彼此不相干，大而不众，没有压力，对社会进程，几乎毫无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代国家广泛存在的代议制上看清楚。所谓代议制，是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它是一种间接*的形式，通常以议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代议制是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正式确立起来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由通过*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议会议决事项均由议员共同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体制下，人民意愿不是直接表达，而是通过他们*出来的议员——也就是精英——在议会中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理性完整地表达出来，从而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所以采用代议制，而不采用直接*，是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正确理性表达自己意愿；其次，纵使都能，也没有那样的场合跟机构来充分容纳所有民众的意见。著名思想家顾准说过：“直接*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行不通。……直接*只能行使于‘城邦’，卢梭也懂这条道理。他的《社会契约论》直截了当地指出过这一点，可惜当时的欧洲，能够做这样实验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内瓦共和国’之类罕见的例子，像瑞士这么大的国家已经嫌太大了。一句话，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权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总之，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是必需的，因而，精英也是必需的。
再说精英离不开大众。首先，是因为精英所以有发言权，有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代表社会最基层最广泛民众的意愿心声，是社会底座的代言人。而他们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或底座，其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其次，还因为精英都来自于大众，成为精英后能否保持精英身份取决于大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这样写道：“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如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没有精英的大众，只是一堆庞大而沉默的“马铃薯”；而离开大众的精英，也只会是一群没有听众的“呓语者”。此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和100年前一个老太婆就可以统治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比起来，现在的世界毕竟前进了。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二战”后半个世纪作了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