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逻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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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不相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会导致扭曲。试想，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就不高，他怎么来评高水平？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他任何一个小实验都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水平的杂志，你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来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没有规定你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一些数量方面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增加具体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造成困难，容易产生学术腐败。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是看质量，三流的大学是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但北大想成为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张五常写文章说，他曾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达到了那个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还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4。5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赵晓：有人说，改革的方向是教授治校，是这样吗？究竟如何理解教授在学校的权力问题
张维迎：首先，我们要看到，大学是创造知识、教书育人的地方，因此它和企业在好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企业有一个所有者（owner）的问题，但是大学不能有所有者，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非赢利性的，而不能是赢利性的。大学的理念决定它追求的是一种更长远的对
全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短期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变现的价值。当然大学里有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商学院，我叫它为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上面有博士，那你就要给他大量的奖学金养活他搞研究，而下面则有短期的培训、MBA，你可以收费。但是总体来讲，大学是非赢利的组织。那么大学，究竟该由谁说了算？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是学生，是校友，还是政府？
我觉得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有问题。理想的大学的基本治理结构，理论上可以叫做“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治理结构”。在这个团体当中，教授应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又不应该是我们简单讲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什么概念？现在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在国外，大学有了已经叫做multiversity而不是叫university了，即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组成。你说“教授治校”，可是不同学科的教授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听哪个教授的？
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大学怎么治理？不可能是教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听听社会对你的需求，你要听听你的校友和学生对你的要求，当然也得听教授的意见。但是大学最终作为一个组织，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有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来领导。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很重要。欧洲的大学教授的权力很大，但效果并不好。
赵晓：大学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应该如何产生呢？
张维迎：美国的大学校长是通过它的校董会（board of trustees）来聘任的，但是校董会在聘任过程中有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学生参加遴选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遴选，但是最终的决策权还是校董会。校董会决定校长，校长一旦任命以后，他就有足够的行政权。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要比美国的小得多。其实，一个优秀的大学，很重要的是要选好一个校长，校长一定要有足够大的权力，再让校长选好的院长、系主任，然后他们建立一些规则，院系根据规则负责教授的招聘等等。我们现在离这个要求还太远。我想，以后校长的任免体制应该改革。在中国，像北大、清华的校长，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来遴选。
大学校长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职业市场（the professional market）。一些适合当校长的人选有他的价码，有专门为大学找校长的猎头公司。大学管理必须职业化，不能业余化。对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双肩挑”，就是你作为一个教授，要继续搞你的研究，同时又要来管这个大学，管行政。这是管不好大学的。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你原来可能是个优秀的学者，但一旦当了校长以后，衡量你的惟一标准，其实不应该是学术，而应该是你这个学校管得好不好。这个标准的关键不是说你当了校长以后还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说你的学校一年发了多少篇文章，作为校长的你可能一篇文章都没有发，但没有关系，只要全校发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去了就是你的贡献。甚至你根本就不应该再去发论文，你全身心地工作就是为了管好这个学校，你应该是职业化的校长。所以强调校长“双肩挑”是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最近我们见了香港科技大学创办校长吴家炜，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他当校长以后，十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个学校管好，我认为这样的校长是值得钦佩的。
赵晓：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评价教授是学术标准，评价校长是管理者的标准。
张维迎：对，对校长的评价标准和对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
作为大学职业管理者的校长非常重要，他的选拔也就非常重要。当然一般大学的校长都是从各个学科选上来的，但也有从外部聘任的。这里面还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学科背景的人当校长更合适。应该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更多的应该看本人的素质。但中国目前大学校长可能太多来自理工科，来自社科人文方面的不足。
赵晓：有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改革先改教师而行政人员不改是错的。第二个意见就是校长凭什么他有权力赶人走。
张维迎：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钻牛角尖的说法。任何一个变革，总得有人去推动。邓小平推动改革，有人要怀疑邓小平，你怎么上去的，这就没有办法说了。欧洲好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是国王推动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国王的权力基础，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赵晓：但是，像国有企业的改革，一般都是先改厂长，先选一个好的厂长，选一个能人来当厂长，然后由他来进行改革。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尖锐。但谁有权利选厂长呢？而且事实上国有企业也不是先改厂长，国有企业先开始是让职工流动，进行奖金制度改革等等。现在的国有大企业的厂长，也还不是竞争来的，仍然是组织部门任命的。我还想说，教授对大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企业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
我这里不评价国有企业改革对不对，只指出对校长改革合法性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
蔡元培被公认为是“北大精神之父”。他是谁任命的？是民国政府任命的。你能不能因为蔡元培是民国政府任命的，就说蔡元培的改革都没有意义？说大学的校长任免制度需要改革，不等于说现在已经在校长位置上的人推进的改革就没有合法性。
有人举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例子，但可能误解了蔡元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蔡元培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换教员！试想，不换教员，蔡元培请来的那些优秀的教员能有学术自由吗？要知道，原来的教员都是老爷，学生也是老爷，毕业后是要去当官的，教授们哪里有什么学术水准，哪里谈得上学术自由？让他去治校，那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校长制度不是没有问题。美国一个校长再加一两个副校长，管学术的和管行政的就够了，下面大量的事情让行政人员去做，让院长、系主任去做。牛津大学是一个校长加五个院长，重大决策全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的体制，管理是非职业化的，运行起来太难。
谈到职业校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职业校长不应该以升官为目标。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人当校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学校，而是为了下一步再提副省长。这其实是毁灭大学。我想，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政府不从大学校长里面提拔行政官员，要断他们的后路。大学校长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官员，当校长的惟一的目标就是把你的学校办好。
另外就是大学校长的任期，也是个问题，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太短。哈佛三百几十年的历史，现在第27任校长，北大105年的历史，已经是第30任校长了。一个大学校长没有十年的任期是不行的。校长要从熟悉情况到制定和实施战略，没有十年很难。
从校长的遴选制度到任命的期限，还有校长的职业化，我想这些将来在中国都应该形成一种文化，特别是在教授当中应该形成一种文化，谁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什么样的标准是做一个好校长的标准，这些应该在教授们之间形成共识。
谈“教授治校”在这个层次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学校有关教员晋升的标准，学科的设置，教授要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学校重要制度的变革，教授应该有发言权。但即使这样，最后谁说了算？还应该是校长说得算，至少校长要保留否决权。
教授如果过多地参与行政性的管理，不一定是好事。有一项在美国几百所大学资料基础上做的研究。这项研究把这个学校教授参与的程度划分等级，做了一个序列，然后根据科学发表的论文，还有美国报纸对大学的评比，再做一个序列，对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教授参与程度越高的大学，其业绩（performance）越糟。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个研究，我觉得结果可能更加可信，就是把教授的参与分成两类，一个是学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