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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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把收入水平换算成购买力平价的时候，也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因为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的消费，和不可贸易的服务消费在不同家庭之间比例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费的服务的比例更大。从西方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都会惊讶地看到，当地的富人能够雇佣成群的仆人（这种景象在西方国家早已尘封在历史中），却未必买得起最先进的机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分配将会比按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结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会上涨。如果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重超过富人，他们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论是，尽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实际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快。这又强化了如下的观点，穷人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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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最终的结论是，过去20年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很可能有所缩小，因为主要亚洲大国的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同时可能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最富裕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困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拉大，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有扩大。但后者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残酷现实，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缩小，只有当相对收入的差距足够缩小后才有可能。
不过这样的描述没有考虑到，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行，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转轨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各国。例如在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占世界人口总数12％的54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占世界人口总数26％的另外71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只有0～3％。３３类似的，根据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总计拥有11亿人口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7年的真实收入水平陷入停滞。虽然有许多国家的糟糕表现，但世界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仍然可以继续（随着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发生），不过，世界贫困状况的规模和地区分布却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个话题与收入分配一样令人烦恼，下面我们就转入相关的讨论。
增长和贫困
从所有指标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自那之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成长。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推动导致世界不平等状况在过去两个世纪长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从英国开始、极不平衡地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其影响波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极少有人的情况恶化。但这样富有活力的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气候、资源或政策方面的优势，世界上某些地区更能利用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同样，在某些国家内部，例如中国或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比别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要怨恨这样的不平等的增长，就等于是在怨恨增长本身。它相当于说，与其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即使到最后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也不如让大家继续保持同等的贫穷。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心贫困的变化要比关心不平等更有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但我们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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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对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定义是，按照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这个标准对于1820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他们考察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期。３４他们从中得到了三个有趣的结论：第一，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从1820年的9亿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时期的峰值13～14亿人，然后逐渐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亿人。第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820年的超过80％，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产出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之间的竞赛，特别是在贫困国家。1820年，世界的总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17亿，1992年则已经增加到55亿。
在这个领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保持乐观的理由。总体来说，绝对贫困现象虽然还不少，但相对于数量大大增长的总人口来说已下降到不足1/4。当然，我们还必须仔细分析自1980年以来的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这里的权威研究同样来自世界银行，该机构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第一，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11。8亿下降到了1999年的11。7亿，不过在1990年时曾经跃升到12。9亿，这也反映出米拉诺维奇选择的1988～1993年的考察阶段非常特殊。
第二，绝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发生在充满活力的东亚国家，从1990年的4。86亿减少到1999年的2。79亿（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包括中国的数字，则是从1。14亿减少到0。57亿。中国自身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从3。76亿减少到了2。22亿。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了贫困。这在今天与过去两个世纪的总体情形一样，仍然是真理。
第三，南亚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出现了轻微下降，而在东欧和中亚（前苏联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却快速增加，从1987年的2。17亿增加到1990年的2。41亿，到1999年又增加到3。15亿，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
第四，贫困的发生率在东亚各国大幅度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30。5％减少到1999年的15。6％，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从24。2％降低到10。6％。中国自己的贫困率在9年时间内从33％下降到不足18％的水平，这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运动。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也显著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贫困率在东欧和中亚国家显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从47。4％提高到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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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与不平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类似，在有关贫困的数据上也存在争议。秉持乐观主义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萨拉…伊…马丁，图9。4显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银行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对比（双方对于贫困的定义差异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1990年到20世纪末的10年之间，贫困人口有显著减少。但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率在9年时间里减少了9。5个百分点，萨拉…伊…马丁认为在8年时间里减少了13。1个百分点，而巴拉认为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25。6个百分点。
从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吗？正如萨拉…伊…马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相比，在经过某些校正后大致相当。３７与他们分歧较大是巴拉的结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采用了国民账户的数据来计算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计算收入和开支的分配，而世界银行在两方面采用的都是家庭调查的数据。
这样的方法差异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大约一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总数却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个南亚（以印度的数据为主），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只是从5。06亿下降到4。88亿。巴拉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4。88亿极端贫困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总数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结论出现明显偏差。
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987～1998年期间，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从居民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6％。看起来，家庭调查似乎没有充分反映南亚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增长。还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进行的工资和失业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接近，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则有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计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说2。6亿人口（其标准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的1。08亿美元，这样得到的数字应该更为保守）。可是，世界银行根据较低的生活费标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却是接近3。6亿人。世界银行还根据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标准进行了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的总数达到了4。7亿，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计的数据高出了2。1亿。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的数据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也都认为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比世界银行的估计要少得多，在1999年约为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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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简短地说，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低估了减贫的幅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然意味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状况有严重恶化。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穷人居住在非常落后的邦里，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猜测。我们可能不会像巴拉那样过于乐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贫困状况的减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银行估计的大得多。
不消说，这样的看法很多人并不接受。与萨拉…伊…马丁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贾·瑞迪（Sanjay Reddy）认为，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