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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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窃取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看到人心趋向共和不可挽回，便改变手法，反过来又用南方革命势力转趋强硬的态度来威吓清政府，他指使北洋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威迫清帝接受共和政体。清帝溥仪不得不在1912年2月15日宣告退位。之后，狡猾的袁世凯迫于革命形势，也不得不向南京临时政府虚伪的宣布，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保证“永使君主政体不再行于中国”。
这时，袁世凯似乎已完全接受了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议条件，一诺千金的孙中山按照双方的协议，向袁世凯妥协。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权势和享受，日夜萦怀的是国家的统一富强和人民安乐的孙中山，于2月14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接替。不过，他在提出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实际上，孙中山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狡猾的袁世凯对于一纸《临时约法》根本不予重视，就在他被选举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没几天，他唆使手下的北洋将领在北京制造“兵变”，以此作为他不能南下就职的借口。接着西方列强公使团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所属各国纷纷调兵入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和一些革命党人于是也都主张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当时上海10多家报纸曾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在西方列强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终于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的设置地点都迁就了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在自1912年1月3日成立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倒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国民党二次革命（1）
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还未意识到他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他在解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向同盟会会员们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理事”，他错误地认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帝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主主义未着手”，当前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主主义，他明确宣布“今后吾人所当致力者，即在此事”，他要把中国改造成为欧美一样的强国。正是为这一目的，孙中山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带着胡汉民等人走遍了半个中国，到城市和乡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反复宣传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
1912年夏，孙中山准备到北京去一趟，其目的一是“以观人心之趋向”；二是争取他的全国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的赞同，政府的特许。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闻之孙中山要来北京，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孙中山未来北京时，抢先一步，以自己的名义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京时，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他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通常是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2时，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与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作为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黄兴“千万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真正“统一”。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你当10年总统，练精兵百万。我声明已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则身政界，打算10年不顾政治”，“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孙中山这一番坦然表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他即以恭谦姿态于1912年9月9日隆重地任命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一职。9月11日，黄兴奉孙中山之召来京，也接受了袁世凯委托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法制局长，“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唐内阁垮台后他辞去政职，致力党务工作。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内部妥协，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同盟会中的军事领袖黄兴因为军饷缺乏，早在他奉召来京前的6月14日就已自动撤销了自己担任的南京留守的职务，强行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此时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于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消失了，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了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二次革命（2）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列名为干事。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上一直未担负责任，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而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宋教仁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成为了当时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也成为了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为了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的宿愿，宋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袁世凯闻知宋教仁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非常忌恨，于是决意要拔除这颗眼中钉。
1913年3月上旬，当北京第一次举行国会选举时，国民党初选告捷，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在宣传途中闻讯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为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作准备。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事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当年有很多老同盟会会员在政治上是很纯真而无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没少受挫折和吃苦头。另有友人给宋教仁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3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地面很滑，黑影连摔两跤，也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向远处狂奔……
就在此时，正要上火车北上的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他身边的战友、当时上海《民报》社长于右任说：“我中枪了！”
于右任等人赶快将他扶上汽车，向老靶子路沪宁医院飞驰而去。说来也奇怪，往日开夜车时必有巡警在车站巡逻，而出事时却不见一个巡警，似乎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3月22日晨4时48分，宋教仁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临死前，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暗杀自己，只能叹息：“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宋教仁的死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眼看着可以依靠民主选举的方式制约袁世凯，可是主将突然毙命，当时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义愤填膺，泪如雨下，哭道：“这事真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啊！”
“宋案”爆发，一时震动了全国。
此时，孙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访问已经结束，正准备从长崎启程回国，他闻讯后立即于3月27日赶回上海。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初步调查后得出结论：刺客是被人收买而行刺的。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巡捕房对此案也非常重视，重赏提供线索者，加紧侦破。很快两个名字浮出水面：武士英、应桂馨。直接开枪者为武士英。
凶手落网后，对两个凶手的家进行了搜查，最大收获是在应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