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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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地党组织应当与国民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诸事。
第三，各地党组织要安排好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
第四，对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各种文件，代表动身前各区应详加讨论。
由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进行了精心布置，使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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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越飞宣言》（1）
1922年8月间，和马林一同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当时苏俄的著名人物越飞。
越飞是苏俄的外交老手，在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谈判中，他是第一任首席代表。谈判成功后，他就任苏俄驻德大使。而在十月革命成功时，中国的北洋政府跟着英、法、美、日等国不承认苏俄政权，断绝了与旧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这次越飞被派往中国全权代表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谈判中苏复交问题，实际上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即为共产国际在“联吴”与“联孙”问题上作出最后抉择。
越飞来到中国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来北京与中国北洋政府谈判的越飞身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则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与越飞及国共各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秘密谈判。
1922年11月5日，孙中山派张继携他的亲笔信去北京拜访越飞，商谈他要和越飞晤谈的问题。
1923年1月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由于马林、张继等人的斡旋，终于促成了孙中山与越飞的直接会晤。
1923年1月16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定。
此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达到顶点，其标志是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的北方区委，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旗号和吴派交通总长与北洋政府梁士诒交通系的矛盾，迅速扩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馁、陇海、正太6条铁路上的工会工作。其中尤以京汉铁路工会工作的成绩最为显著，到1922年4月，全路已有16个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达3万多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当16个分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计数百人齐赴郑州后，吴佩孚却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封锁进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又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为了反抗军阀的压迫，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罢工命令下达后，2月4日12时，全路所有的客货车一律停开，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2月7日，吴佩孚在英、美在华机构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有44人惨死，300多人受伤，60余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林祥谦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威武不屈，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开”，英勇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
“二七”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二七”罢工。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中国工人罢工的宣言。
“二七”大屠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认识到：政权和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要打倒他们，“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动”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做统一的国###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动”，如此“才能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
“二七”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镇压，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提高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威望，也扩大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更加关切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越飞以神经痛养病为名从北京南下上海会见孙中山。他们接连进行了多次会谈，李大钊、宋庆龄等也参加了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
虽然越飞初来中国时考虑过“联吴”与“联孙”并存的策略，但由于“二七”惨案发生，吴佩孚杀害了著名的共产党人，京汉铁路大罢工又直接威胁到吴佩孚军饷的来源，在英美势力加紧对吴的拉拢的时候，吴立即翻脸，李大钊等苦口游说换来的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变成了一张废纸，使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吴”的幻想彻底破灭。与此同时，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达成了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共产国际的天平便急剧地向一边倾斜，马林对中国革命的主张终于得以实现。越飞和孙中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后确定，标志着苏联在外交上公开与中国北洋政府翻脸，支持中华民国的南方革命政府，也反映出孙中山丢掉了对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幻想，结盟于苏联。
《孙文、越飞宣言》（2）
宣言签订后，孙中山指派廖仲恺去日本和越飞继续进行细节商谈。
廖仲恺同越飞在日本一处叫热海的地方会谈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等问题进一步详细交换意见。通过和越飞的相处恳谈，廖仲恺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明确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他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革命政策，成就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决定重建广州革命政权，即发电###陈炯明，任命粤军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又联络了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和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粤军组成了西路讨贼军，发动了对陈炯明进攻。由于粤军1、3师的起义响应，陈家军土崩瓦解，迅速溃退，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与北洋政府对抗的政权，他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
广州革命政权重建后，孙中山继续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4月1日，他指令正式恢复国民党广东支部。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加快了促进国共合作的步伐。5月马林又带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要求中共进一步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当时已经拥有432名党员的中共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决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大会通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训令，确立了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共同领导国民革命。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执行委员兼秘书，毛泽东直接对陈独秀负责，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张国焘对参加中共“三大”的毛泽东的记述很有意思：“他（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他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这样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与马林相当接近。由于“二七”大罢工的失败，马林在寻求中国的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接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曾多次通信，并且还当面交换意见。毛泽东是支持马林的国共合作路线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农民问题。马林把这些意见带到了莫斯科，并形成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有名的“13点指示”，在这份指令中，第一部分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令鲜明地主张，“农民问题”是中共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无疑的，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三大”的中央执行委员，这其中不能说没有马林的影响。拥护“国共合作”的李大钊、瞿秋白均被选为中央委员，而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尽管是中共###之一，也被排除在中共中央委员的人选之外。
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层以后，便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常和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辏Ъ遥返闹饕屏υ诤希比嗡镏猩酱笤Цㄉ璨砍ぃ秸馕煌缫埠苋惹椤�
马林因为他在中国活动的建树，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第三号人物。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下加快了“以俄为师”的步伐。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他认为最能干的人——以蒋介石为首，由李章达、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进一步援助问题。同时，孙中山还邀请苏联的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帮助他进行革命工作。
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府应邀派出的驻广州常设代表鲍罗庭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帮助国民党改组。
鲍罗庭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与马林、越飞一样，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他在拉脱维亚长大，即投身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6年移居美国，在那里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当过一段时间教师，参加了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到莫斯科，然后被派遣到墨西哥、英国从事革命工作。1922年因宣传共产主义遭到逮捕，在狱中度过了16个月，被释放后，他回到莫斯科，又因被怀疑在美国时偷运宝石被逮捕，幸好他在墨西哥时认识了共产国际执委印度人罗易，由罗易做证，鲍罗庭才得以释放，恰这时他的老朋友拉罕因中俄复交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于是将他从不受重用而消沉的苦恼深渊中搭救出来，鲍罗庭很熟悉英、美情况，又为拉罕所信任，实在是与孙中山、陈独秀联系的最佳人选。
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著有成就的马林，虽然已被苏联政府任命为驻广州领事，但在鲍罗庭来华不久后就回莫斯科去了。在这之后，马林再也没参加到中国革命中来。令他欣慰的是，他所倡议的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变成了振奋人心的现实，他和孙中山当年在桂林商定的种种计划一一兑现。20年后
